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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不改革的社会风险

http://www.CRNTT.com   2014-07-15 09:49:44

社会的风险也来自今天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即今天的一些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但产生不了很多就业；能够产生绝少数富翁，但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当今社会，任何国家都会把重点放在信息、金融等产业上，因为这些产业生产着巨大的GDP和附加值。不过，这些产业很少像传统制造业那样，能够通过制造巨大的就业机会，来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反，这些产业的特征就是不产生就业机会，能够制造出绝少数巨富者，而大部分就业者都是低收入者。 　　在欧洲，这种情况就产生了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大量失业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才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如何拯救青年一代？”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但这里的因素并非青年人本身，而是如何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失业、财富差异、社会分化，这些是现代社会随时都会爆发出来的社会风险。 政治激进化与革命的风险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由经济结构变异而产生的社会激进化。从深层次看，台湾最近发生的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便是经济结构变异的产物。当政府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唯一所能够做的就是社会运动。可以说，类似的社会运动已经遍布全球，既发生在非民主社会，也发生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它们反对资本、反对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政治力量及其政府。 　　绝对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风险。这里主要的矛盾是——改革，即使是沿着正确方向的改革，要取得成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改革需要时间。不过，社会等待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今天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两句话，即高度期待和失去耐心。高度期待，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重大的改革举措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急剧增长。不稳定因素的增长，是因为没有足够改革或者是错误的改革所致。也不能说，过去的十年没有改革，但始终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多数老百姓的感觉是，来自社会改革的一些好处，远远抵不上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很多人对改革越来越失望，但还是对那些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好处的改革充满期待。同时，中国社会对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的现状越来越没有耐心。现在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改革的动作，人民仍然不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社会会变得更没耐心。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加入政治激进化的世界潮流。尽管今天中国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一旦整体社会出现激进化，最有效的社会管治也会变得无济于事。社会管治只有在少数社会群体不满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变得不满，不再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所以，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把改革运作起来，执行下去，并且能够使得大部分老百姓获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需要做两件事情，其一是明确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其二是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但要意识到，市场化并不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是整体社会获得利益。其他所有指标包括GDP，都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如果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了社会的更加分化，即使总体上中国实现了高收入社会，社会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改革本身需要转型，即从少数人获利的改革，转变成为多数人获利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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