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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谁来推动“政治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09-28 14:29:59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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