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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民族复兴与多重治理考验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第二，央地治理。“武汉—湖北—中央”在这一场疫情治理的决策链条上处于法律分配的不同位置，担负不同的治理责任。《传染病防治法》对央地职权有所分配，偏向于中央集权控制，这有一定的立法正当性，因为疫情防治事关多部门权力及资源动员，中央的持份权更大。问题是，法律同时授予了地方对预警信息及临时管制措施的决定权，而地方怠于行使这些权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懒政”思维与责任伦理的结构性衰退。周雪光教授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分析过中国的央地治理逻辑，质疑了“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根本张力，而其在近期关于武汉新冠肺炎危机的学术访谈中再次重申了既往观点。周雪光的理论分析框架偏向于一种分权治理，其批评性分析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有合理之处，但其观察视野缺乏对中国集权体制历史基础与宪制张力的更深入分析。中国的央地关系在历史上反复调适，最终走向一种中央集权模式，由国家主动承担超额的治理成本而达成对地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中国所寻求的治理现代化不是以拆解中央集权为基本目标或代价，而是确保中央集权条件下寻求对地方治理的精细化制度设计、激励与监督。中国是地方发展极其不平衡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其繁荣稳定与高度统一的中央权力息息相关，也与中央权力对地方治理的政策调控精确性和激励机制有效性有关，但治理改革若以牺牲中央权力为目标，则制度结果就不是理想性分权，而是分崩离析。中央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湖北高级干部的轮换问责，是从组织人事权逻辑对地方治理的监督和调整，而未来制度改革亦将从此次治理危机中做出更严格和准确的检讨及修正。 　　第三，文化治理。疫情治理中，除了“吹哨人”与“造谣者”的对立之外，还存在“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的对立。日本援华物资的“口号艺术”大获成功，不仅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唐诗妙语，还有一系列的官方及民间援助活动的文宣折射出对中华文化古典性的熟知和认同。相比“加油”之类的日常俗化语言以及中国民间社区管制中“凶神恶煞”的宣传标语，这种可追溯至中国文化深处的诗句即刻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化神经与文化良知。网络上固然有所谓的“精日分子”的乘机炒作，但更多的网民是基于对中国公共语言的典雅性忧虑而发声呼吁的。中国公共语言经历过近现代百余年激进变革及改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典雅型文化规范的距离有所疏远，而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必然要求一种面向典雅规范重建过程的文化治理。我们不是推崇日本，而是痛责我们为何长久遗落了中华文化的瑰宝精华并让我们的生活思维与表达充满“暴力”成分。新时代的文化治理提出了中华文化本位的目标，但百年积淀之文化更新更化，并非短期可成，需久久为功。 　　第四，法律治理。“李文亮事件”是维稳法律治理的典型事件，而其所受的“训诫”处罚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治安管理处罚”，类似于一种教育和警示措施。尽管这种“训诫”并无实际处罚内容，但对于医院公职人员有较强的威慑性，对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也有“寒蝉效应”。缺乏法治区分理性的法律治理，混杂着法律、政策和裁量基准，导致一线执法人员“从紧从严”的执法习惯，从而造成对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偏离，妨碍了社会公众与官方之间的风险信息交流、理性商谈及共识化预警决策。与武汉警方执法错失相比，“大理紧急征用案”则暴露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法律及滥用地方行政征用权的制度弊端，幸好有网络民意监督及中央的监督性介入才得到及时纠正，否则全国性的抗疫秩序必然遭到地方割据性的阻隔，而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将遭到严重削弱。为了统一法律解释与执行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其他部门出台了疫情防控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家监察委向武汉派出了专门调查组，法律人共同体对各地政府行为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专业意见批评和监督，提出了相关的立法或修法建议，网络民意监督对于法律秩序维护亦起到矫正作用。这些机制和力量是“全面依法治国”所依赖的重要治理资源，在疫情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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