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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反修例运动 显示两制融合难题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作为法治社会，香港人对于这一修法行为本应理解和支持。特区政府乃至中央亦未曾预料修法过程如此一波三折，甚至引发了多次抗议性的大游行，6月9日及12日的游行更是达到了人数及压力展示的峰值，据称超过了2003年反23条立法的大游行。游行是非暴力的，是合法的，但反对派展现的议题掌控力和组织动员力是惊人的，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包括包围甚至占领立法会的运动威慑策略，已经超越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常规限度。国际势力尤其美国更是在贸易战之际将反修例运动视为对华施压的一张牌，对香港反对派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支持，不仅有反对派访美时以极高规格（副总统、国务卿、众议院议长均有接见）的政治礼遇和鼓励，更有通过多种形式的在地辅导与支持。台湾独派团体甚至民进党政府对此次香港反修例运动提供了最大强度的介入和支持，以“太阳花学运”的全套技战法予以实战性辅导，以最大限度污名化“一国两制”，捞取最大的选举政治利益。来自国际势力的超强支持一扫反对派占中之后的政治颓势，如同焕发了“第二春”，通过系列大游行展示了极强的街头动员与极限施压能力。大游行之后，特区政府考虑到降低政治冲突烈度及修复法治秩序，宣布无限期暂停修例，并开始检讨政策错失，聚焦经济民生。然而反对派将特区政府的妥协包容视为软弱可欺，进一步升级抗争力度，终于在7月1日爆发了暴力占领立法会的“港版太阳花运动”，造成反修例运动的极高潮，但也因其过度使用暴力及严重破坏法治的恶劣性质而造成道德正当性基础的自我消解。暴力占领立法会也同时带动香港社运民意的拐点到来，运动由盛转衰。 　　此次反修例运动以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为导火索，实质上牵引出香港回归以来的多层次矛盾冲突以及两制根本性的融合鸿沟，更有对新时代中央香港管治政策总体方向的对抗和背反。此次社运风暴甚至使资深的香港法律学者亦观察失准，比如陈弘毅教授在运动中期曾撰文评析这是“完美风暴”，立场倾向于肯定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及结果，但7月1日暴力占领立法会之后即刻发表个人独立声明，反对社运暴力破坏法治，反对公民党偏袒社运主张。 　　占中之后的香港治理策略，中央已明确转向“依法治理”和“有序融合”，反对派的极限施压即便有超强的外部支持亦不可能逆转这一管治新方向。只是对抗强度会升级，中央的管治与融合措施会加强。问题是，此次反修例运动再次暴露了央港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香港在回归22年之际依然是严格的“制度离岛”，“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正可以藉此机会更好地诊断香港问题，思考和提出结构性的治理对策。 　　一、修例触发恐惧：法律问题政治化 　　特区政府在准备修例草案时未能充分估计反对派的政治反弹能力及国际势力的干预能力。最初的修例草案在逃犯移交的罪名范围、起刑点以及逃犯程序权利保障上确有不完善之处。特区政府的考虑可能偏于简单，以为逃犯条例本来就有“协议移交”制度，此次不过是确立一种无协议条件下的“个案移交”制度，对罪名和起刑点未做认真考量及精简处理。按照既往逃犯移交法律操作，对无协议的移交需要立法会以附属立法方式逐案讨论通过，程序控制较严格，也因此较为拖沓冗长，而且立法会审议必然涉及政治化问题，于司法处理亦有所不妥。根据修例草案，“个案移交”由特首主导，无需立法会个案审议，其效率和程序简便性大为增加。尽管仍有司法监督，但特首的移交决定法院通常很难更改。正是由于修例引起了“个案移交”决定权从立法会主导向行政主导的制度性转移，这就不仅悄然改变了香港的立法与行政关系，也刺激了潜在“逃犯”的切身安全感和自由权利。对于可能涉及移交范畴的香港人以及在港逃犯而言，特首与中央的密切关系使得特首决策的可信度降低，内地司法与法治的不健全又增加了对不公正审判的恐惧感。对内地法治的不信任是反修例大游行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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