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6月30日电／明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文汇报》今日刊发资深时事评论员邱震海署名文章指出，这几天，各种的庆祝、纪念和讨论活动持续不断。但到底如何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来透视香港“一国两制”这一人类史无前例的社会体制实验，对香港、对中国内地以及对世界的启示意义，在隆重的纪念氛围中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
文章说，首先，必须承认，香港之所以能在九七年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后，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周恩来讲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何时收回更为有利？这是对新中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文章谓，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这是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考虑。新中国需要同国外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它就有可能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在改革开放前，香港对保持国内与西方的经济往来，对促进内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文章表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的思维可以看出，第一代领导人就已经从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角度，为香港确立了战略定位。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确立以“一国两制”收回香港主权时，这一战略思维就更为明确。
文章认为，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的定位，还是邓小平确立“一国两制”战略方针时，其潜台词都承认当时的中国内地无论在经济水准还是在社会开放方面，都与香港存在很大距离；同时也都承认香港对于中国内地吸引西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积极、正面作用。
香港社会：定位和心理调整
文章指出，以这一眼光来看香港“一国两制”的战略作用，人们就比较容易跳出一些细节的纷扰。这些细节既包括对“一国”与“两制”孰轻孰重以及“谁是爱国者”的争议，也包括对香港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崛起作用的再认识和再利用；既包括对香港与内地经济融为一体的积极推动，以及香港回归后主权概念的确立，也包括对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多元和法治城市的维护。
文章说，必须承认，回归十年来，香港在上述问题上经历了迷茫和风云，包括香港当地社会、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在内的三方都经历了一个逐渐磨合、学习和转型的过程。所有这三方之间磨合的过程，就其表面而言是针对所谓“变”与“不变”的争议，但就深层而言，却是在各自不同政治文化基础上，重新定位对方与自身，并重新学习适应和调整自身的过程。
文章认为，对香港社会来说，回归后须完成从殖民统治到主权国家一部分的转型和心理回归过程。必须承认，香港回归前，其国家主权的意识是相当淡薄的；再加上过去几十年香港与大陆在物质富裕以及社会和个人自由方面的差距，因此港人对国家主权的陌生感又十分巧妙地与某些政治心理交织在一起。但必须承认，回归前香港所享有的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亦即脱离国家主权的几乎无所顾忌的自由。但任何在西方民主社会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任何主权国家范围内的自由，都是相对自由。国家主权意识的确立，以及对触及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自由的放弃，成为随着香港自然属性改变而必将改变的一个正常过程。任何以所谓香港核心价值观为由，抗拒这一正常改变过程的心态和行为，都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内地和国际社会：也面临学习和调适
文章说，当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对中国内地而言，十年来第一次面临与主权范围内一个自由、多元城市及其政治文化打交道，而这一政治文化中撇除某些负面因素，有相当部分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内地具有正面意义。因此，如何在名正言顺要求香港确立国家主权意识的同时，悉心维护香港核心价值观里的正面元素，并努力避免大陆传统政治思维对香港的影响，过去十年以及未来都已经或将成为大陆面临的挑战。
文章又说，对国际社会来说，关心香港回归后社会自由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曾有评论认为，回归后的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回归后的香港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更好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回归后的香港，在处理好香港自身定位和心理转型，以及处理好与作为祖国母体的中国大陆的关系的同时，自然也必须处理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最后，文章指出，对国际社会来说，如何认识到香港回归后作为中国主权国家一部分，在自由和政治体制的演化和发展上，都有其独特和循序渐进的一面，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习和调整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