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早晨，保定市北市区法院门口，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子举着一封信哭泣。这位母亲叫杨惠贤，她儿子王朝涉嫌抢劫的案子就要开庭，但她却无法进去旁听，见见半年多未见的儿子。
法院不准她进庭旁听的理由是：她是此案的证人。按最高法院有关规定，证人不能旁听，不过对于证人在作证结束后（或无需出庭举证时）能否旁听，并无禁止性规定，而王朝母亲无需要庭举证，法院禁止她旁听显然于法无据。并且法律明确：法院应优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案件当事人的家属出庭旁听。
被控方采用其言辞作证据，杨惠贤女士正符合无需出庭作证可以旁听的条件，事实也证明了她未被要求出庭作证，且，她是此案中与被告人关系最密切、最应瞭解案情的当事人至亲。
退一步说，若法院对旁听尺度拿捏平衡，杨惠贤的反应可能也不会那么激烈，但上午开庭前，我和多名媒体同行及围观民众亲眼所见：3名北市区公安分局便衣民警连旁听证都不换，直接亮出警官证，大声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办的”，法警马上让道。
警方办案人员就不是证人？他们连旁听证都不要就能旁听？难道就因为他们与杨惠贤一方是公权力一方是平民的身份差别？
60坐席的法庭上，开庭时仍空有十余席，但王朝的家属只得4席旁听，在开庭前一天，法院还只答应给2席。立法的本意是兼顾公平，维护人性。家属能否旁听，亦在检验司法公正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