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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有关“大义灭亲”的民意调查（资料图） |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此次刑诉法修改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
“大义灭亲”中的“大义”两字，其实就已经界定了这在传统上是一个褒义词。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时，沿用了“大义灭亲”式的法治理念。刑诉法48条更是规定了公民有绝对作证的义务，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没有沉默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检举、揭发、作证亲人犯罪，那么自己也可能将身陷囹圄。
2003年，河南农村少年张鸿雁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舍友4万元。在警方的动员下，张鸿雁的哥哥将张骗到其住处，致使张被抓获。事后，哥哥的“大义灭亲”行为遭到舆论强烈质疑。因为我们的感情，似乎更接受“亲亲相隐”这样一种传统规范。
事实上，虽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不乏“大义灭亲”的故事，但为社会和国家法令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还是“亲亲相隐”。而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很多国家法律也都有容隐制度，亲属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大义灭亲”的法律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亲属陷入“两难悖论”：如果出庭作证，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嫌犯心灵绝望；不予揭发，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显然，大义灭亲理念下的强迫揭发，加剧了法律和情理的冲突，背离人之常情和常理，容易导致削弱损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伦理关系，也有损害传统道义规范的嫌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