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6月27日电／《文汇报》今日发表评论文章说，CEPA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一起，为推动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而做的制度性安排，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的长远意义。但是如果两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差异之间的矛盾处理不妥，坚持讲经济放眼全国、讲政治囿于香港的观点和立场，则不仅会阻碍香港和内地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入，而且会损害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文章表示，再过两天，2006年6月29日，是《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3周年。2003年6月29日，正当香港在经济上遭受非典疫情沉重打击、政治上《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遭受严重阻扰之际，CEPA及时签署，展示了中央对香港的高度关注和坚决支持。CEPA对香港经济复苏的即时效应，已为2004年至今香港经济的强劲复苏所证实。
影响香港经济转型成败的三个因素
文章说，众所周知，当前仍在进行的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的目标是知识经济。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相互联系的三方面来努力。一是香港本地产业结构需要完善和提升，所谓「完善”即拓展若干适合香港具体条件的高科技制造行业，所谓“提升”即发展高技术高增值的服务行业。二是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不可逆转不可阻挡地一体化，尤其香港必须融入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同广东省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三是继续保持香港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高度开放，提升香港支柱产业或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不能低估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困难和曲折
文章说，CEPA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一起，为推动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而做的制度性安排。这是CEPA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CEPA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等具体安排所展现的开放性和阶段性，反映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进程。
不能低估这一进程的困难和曲折。1999年，我在《迈向新世纪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实践．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中指出：“正因为香港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却长期在英国的管治下形成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一体化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亦可称之为‘另类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主权属性而言，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但是，就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差别之大，就《基本法》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规定而言，跟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有诸多相似。”（该书第225-226页）那时，还没有CEPA，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是由市场力量来推动。然而，“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同，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内地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所以，由市场推动的两地经济一体化遇到并发生若干矛盾，主要有：（1）两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差异之间的矛盾；（2）两地经济一体化与‘一国两制’下香港保持相对独立经济实体之间的矛盾；（3）两地经济一体化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间的矛盾；（4）两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竞争之间的矛盾；（5）两地经济一体化与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之间的矛盾。”（该书第241页）
经济讲“一国”政治讲“两制”有损香港繁荣稳定
文章表示，7年过去了。如今，在CEPA推动下，香港与内地在商品贸易上实现了零关税，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力流动自由化上分别取得了长足进展，在资本流动自由化上则走到了重要突破的门槛。同时，以上第二、第三对矛盾找到了解决的方向。第四对矛盾愈益明显，需要在中央和地区两个层面建立和加强协调机制。第五对矛盾既表现相协调的一面，即香港证券市场“中国化”明显地巩固和提升了她在全球证券市场的地位，又隐含必须重视的风险的另一面，即香港证券市场过度“中国化”可能影响其追赶全球最先进市场。当然，最需要关注的是第一对矛盾，若处理不妥，则不仅会阻碍香港和内地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入，而且会损害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讲经济放眼全国、讲政治囿于香港的立场和观点之所以不对，就在于它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恶化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跟两地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差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讨论香港政制发展，应当以香港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依归。
不提升产业结构难当地区龙头
文章认为，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所需要的三方面努力缺一不可，不能企图以其中某一方面来取代另一方面。如果香港不能尽快完善和提升本地产业结构，那么，即便香港加快融入大珠三角经济区，也难以担当这一区域的龙头和中心。纪念CEPA签署3周年，总结经验，审时度势，当前应着重于借助CEPA，尽快完善和提升香港本地产业结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