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独立报》10月24日发表题为《诸葛亮和邓小平的外交方略》的文章，评中国的对外政策。认为中国目前的内政外交服务于使国民生活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小康水准这一任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注意力转向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积极利用外部因素推动国家发展：一是加强经济外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二是与美进行对话与合作；三是积极推动国际棘手问题的解决。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外交主要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领导人公开宣布，到本世纪中叶要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达到小康。如今，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服务于这一任务。
邓小平主政之初推行经济改革方针，但仍没有放弃诸葛亮和周恩来的外交方略。不过，改革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将注意力从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转向发展对外经济联系，首先是与西方，后来是与莫斯科。邓小平是这种转移的倡导者。多极化和全球化成为北京新的指向标，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要积极利用外部因素来推动国家的发展。
三年前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外交问题研讨会上，一位中国专家强调，中国最关心的是周边问题，至于全球事务，则要看具体情况。北京希望以周边近邻为依托。在西方，外交重点是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参与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东方，严格地说是在东南方向，重点是与东盟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经济集团建立自由贸易区。
周边外交异常活跃
北京过去一段时间在这两个方向的外交的确非常活跃。俄中存在了几十年的领土问题得以解决，已经不会再影响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签订了友好条约。中国与其他前苏联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领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中国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成功缓解了与东南亚一系列国家的领土争端。
此外，北京在其他方向的外交也日趋活跃。其中最显着的是与印度的关系。北京和新德里不仅开始着手解决领土问题，而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找到共同语言。当然也有龃龉不断增加的外交领域，如对日外交。许多专家认为，中日在如何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上的争端是亚洲新旧两个经济大国相互竞争的体现。 北京对国际问题不够关注的论点也早已过时。“中国在国际上日趋活跃，这一点有目共睹，”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卸任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一职并出任外交部长时对记者发表了上述看法。不过，分析家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外交官总是极力回避争端，只要这种争端不涉及中国的利益。这种态度表现在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的辩论中。当时，北京与莫斯科、巴黎和柏林处于同一阵营，但似乎又靠后半步。结果，大家得到的总体印像是俄法德“三国”与美国对立。
而如今，北京似乎放弃了这种做法。在讨论联合国改革问题时，北京的强硬态度几乎不亚于华盛顿。正是中国人首先提议推后讨论有争议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他们赞成印度、同时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提醒各方：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应由亚洲人担任。
经济外交的地位则提升得更快。这很好理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外资和出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世界第六，而外贸总额已排到世界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人越发相信，全球化进程为他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提供了“战略机遇”，可以确保他们获得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 北京与欧盟和东盟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积极参与亚太经济理事会的工作，中国代表团如今成为各大洲的常客。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使得北京进入拉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保护区，与西方展开竞争，或是结交在西方看来有问题的伙伴，如伊朗和苏丹。
来源：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