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4日电（作者 李维一）一.
两岸打破隔绝，开启人员往来之初的1991年8月，近20位台湾学者来北京参加“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之所以在两岸社会科学交流领域里走在前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两岸人民是同文同种的同胞，同胞间“同文”的交流是较少政治障碍的。当然，说较少政治障碍，不等于没有障碍。由于两岸长期隔绝与政治对立造成的隔阂，交流涉及繁简体汉字问题时，双方学者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些学术范畴之外的抵触情绪。
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件事情。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两岸语文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台湾学者提交了一份论文，该学着在论文里讲到，他过去一直以为，大陆推行的简体字，是大陆政府在50年代创制的。后来看到历史资料，才知道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就颁布过简体字，而大陆推行的简体字里就有不少是当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简体字。但是对这一历史情况，大陆方面不曾讲过，台湾方面也不曾讲过，一些后进学人在政治屏蔽下，就只能看到现今两岸语文政策分歧的流，而不了解两岸历史传承共同的源。他表达了对简体汉字的再认识，同时更呼吁两岸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积极展开交流合作。囿于当时两岸关系的情况，他的呼吁难有实质的回应。2000年后，“台独”分裂势力活动猖獗，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两岸语文学术交流也经历了曲折与纷扰。
令人庆幸的是，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进入到和平发展新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海峡两岸现时分别使用着简、繁体汉字；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简、繁体汉字曾经被抹上浓厚的政治油彩，致使学术问题政治化。经过近30年频密的两岸交流，虽然简繁之争仍在，但蒙于其上的政治油彩已渐脱落，两岸学人可以平和地展开学术范畴内的讨论。2009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达成29项共识，其中第6、第7两项是有关两岸语文交流合作的内容。第6项共识是：“两岸使用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客观认识汉字在两岸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达成更多共识，使两岸民众在学习和使用方面更为便利。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根据这项共识，在两岸相关部门的支持推动下，两岸语言学专家组成编纂小组，展开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工作。作为阶段性合作成果，2012年在两岸分别出版了《两岸常用词典》，两岸同步开通了“中华语文知识库”互联网站。这个合作项目的完成，对于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由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种通过两岸各界代表人士经过在两岸论坛平台交流研讨达成共识，由两岸主管部门支持推动，两岸学术界具体实施的合作方式，也彰显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下，两岸语文交流合作走向纵深的新发展。当然，这还是阶段性合作成果，摆在两岸语文学者面前的合作课题还有许多。仅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达成的共识就还有“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异读词审音、电脑字库和词库、地名审音定字以及汉字方面的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研发合作”等，需要两岸的学者专家们继续加强交流，进行深入合作。
晚清以降，国势颓败，列强入侵，民族危亡。我们民族的先贤们在历史危难时期，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伴随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勉力推进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今天，国家繁荣，民族兴旺，两岸学人应当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科学理性地把两岸语文研究合作不断引向深入，共同传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
2014年初夏，澳门艺术博物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澳门共同举办《疑古创新－－－新文化运动先驱钱玄同文物特展》。彼时，澳门一些学人正在酝酿成立澳门汉字学会，这个展览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天和友人走进展馆，穿越近百年的时空，目睹钱玄同先生手泽，特别是那些有关文字改革的信札、论著，怦怦然心动不已。这些饱经岁月、墨迹斑驳的书札，静静地陈放在展柜里。但俯身细览，字里行间响雷挟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风云扑面而来。
晚清以降，民族先贤痛于外敌侵掠的危殆国运，开眼看世界，不断提出变法图存的思想主张。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澳门写下著名的《盛世危言》，警醒国人，呼吁变法。与之同在上海帮办洋务的马建忠，则以西学语言专长，于1898年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引入西方语法学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的论著《马氏文通》。朱德熙先生称誉“《文通》导夫先路，开创之功不可泯灭”。而马建忠在该书后序云 ：“ 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1）马氏此番言语或可视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思想滥觞。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掀起潮头大浪，胡适之等担纲白话文运动旗手，钱玄同等身膺汉字改革运动骁将。而他们倡导和推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言与行，其实都隐寓着马建忠那一句“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的喟叹和救亡图存的心志。
观看展览后的深刻印象是，倡导汉字简化者，前有晚晴民初的教育家陆费逵，同时期新文化营垒代表人士亦所在多有，钱玄同之所以称着，不仅是他鼓吹最力，更在于他行动最勤。他于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减少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首次系统阐述汉字简化方法，得到会议一致通过，汉字简化开始进入政府运作范畴；1934年，钱玄同再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进一步阐释推行简体字的作用与方法，获得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通过，并委托他主持编选《简体字谱》。1935年1月始，钱玄同抱病伏案，历时半年完成编选工作，当时的教育部从中拣选324字，定为《第一批简体字表》于当年8月21日正式颁布执行。虽然不久遭遇反对而停止，但此表选字“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的原则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所继承，表中许多选字也被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吸收。这体现出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与1935年曾经颁行的简化字的相沿关系，也使我们看到以钱玄同为代表的先贤们为普及教育、提升民众文化科技水平、使国家摆脱落后羸弱境地所付出的一片心血。
当然，过去与今天，围绕汉字简化问题始终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传统文化的守本与创新之关系。百年沧桑。今天，我们国家和民族正在和平崛起，走向复兴。在提振文化自信的当下回眸历史，有了新的视角。正如林毅夫先生为钱穆着《中国经济史》作序所言：“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应该与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2）。当年包括钱玄同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关于汉字的一些极端悲观的观点，今天来看，尤其是在汉字信息化处理瓶颈被破解，汉字智能运用水银泻地般深入社会生活的今天来看，实在太过片面；汉字简化方案中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也存在着讨论修订的空间。但以此否定汉字简化工作对于普及大众文化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知识水平的促进作用，同样也是片面的。对处于民族危亡时期的先贤为拯救民族而做的思考和探索缺乏深沉的内心体认，以轻浮的言辞指摘侮慢，这更绝非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深沉的历史体认，有助于我们理性自信地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而非肤浅盲目地自矜自大。
回望展厅里钱玄同先生的照相，我如此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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