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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乃强接受中评社专访，谈及曾庆红访港与民主派走向等话题。（潘凯仪摄） |
中评社香港9月8日电（记者谭栩锐 潘凯仪）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政经评论员刘乃强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谈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本周六访港的意义、香港民主派的走向等。以下为专访问答主要内容：
记者：曾庆红副主席将访港，短短三天的行程你认为可以达到怎样的效果？
刘乃强：他这次到访，是显示“港人治港”的新里程。在港人看来，多数以为这个“新里程”是在曾荫权当选特首那一刻开始，实际上那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份。早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就很特别地提出，中央需要支持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提高管治能力，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标志着中央对港有一个全新的思维。
由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以来有这么多转变，到曾先生当上特首，到曾庆红访港，都显示出现在做法与以前的不同，将这些事件独立来看，其实都是整个大环境转变下的一个组成部份。
记者：舆论普遍认为曾庆红访港是显示对新任特首曾荫权的支持，你认为作用有多大？
刘乃强：曾任权的整体认受性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央的支持。曾荫权要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动说中央支持他，到底中央是否支持他，支持到什么程度？曾庆红在这个时候来表示中央对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经济环境。上半年香港经济增长高达百分之六点三，下半年也预计不会低于百分之五点五。众所周知，香港经济好转，与内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CEPA、9+2、自由行等。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这些利港政策未来会否持续下去？还有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可以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这次曾庆红的到来，显然可以增强香港人这方面的信心，有助经济向好发展。
第三是曾荫权很需要民望的支持。他需要不时曝光，保持支持度，争取市民的好感。
记者：如何观察港府拟将公布的政改方案？
刘乃强：以我得到的信息，中央很清楚在每个阶段要面对立法会这个建制，不能长期当议员们“冇到”；中央也很清楚在某阶段需要与民主派对话，问题是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民主派一蹶不振，七零八落，在这个时候与民主派接触，显示了中央的好意与善意，时机非常适合。
面对政改，现在民主派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明显，中央在这个时候释出善意，愿意与民主派接触，正好给予民主派一个很好的下台阶，营造一种样和的气氛，市民也会较容易接受。
对于政改方案，就是有两个主调，一是均衡发展，二是加速民主派内部分化，让民主派不能统一地反对这次政改。
所谓均衡发展，就像拉橡筋一样，两边同时拉，在功能组别及直选两时增加五个议席，减少争议。
所谓加速民主派内部分化，就是民主派内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民主派的几个大老占着“茅坑”十多年，一动不动，下面的人已在排大队，无处“解决”。如果增加议席，二线人物出头的机会就大了，其实民主派的二线人物很多年纪都很大了，已算是“老少壮派”。
从另一个角度看，回归后，经过“拆局”，区议会与立法会已无太直接关系，如果把新增的五个功能组别议席全部给区议会，不但可扩大民意基础，也增加了民主派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主派的大老在立法会投票反对这个方案，基层的人员肯定有意见。
记者：这样的改革方案会不会把不擅直选的自由党挤掉？
刘乃强：新增直选的五席，自由党应该是全无机会的，肯定是个输家；自由党在区议会也是少数，同样也是个输家。这只能怪自由党自己不争气。
记者：你认为中央与香港民主派应以何种方式沟通？
刘乃强：我一向主张，回归后大家不应以爱国不爱国或民主不民主划界线。现在中央的表现是，已经不强调以爱国不爱国划界线，视所有香港人都是爱国的，爱国是香港的主流。问题只是民主派仍不丢开包袱，仍要以民主不民主来划线，现在香港哪个党派不民主呀，民建联都叫民主建港联盟啦。
民主派偏偏还是要把这些人划为“土共”，那些人划为“保皇党”，结果是越划自己的空间越小，把自己逼到墙角，越来越孤立。他们现在已经有这种危机感。要走出这个困局，民主派就不应继续再标榜只有自己民主，别人就不民主。
曾庆红这次到访与民主派接触有象征性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派人士应亲身到内地交流，他们长久以来与内地脱节，若让他们有机会回到内地，他们自然会就如同乾枯了的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地吸收现今内地的讯息，再作出新的判断。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民主派需要转型？
刘乃强：不只是党派需要转型，大家都正在转变。中央政府是以宏观方式去计划，早已定下了未来的方针。香港不可以只重视眼前自身的经济情况，政府也要提高管治能力，不要再为中央添烦添乱，同时香港也要定下如何切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记者：香港最近民意转变很大，是何原因？
刘乃强：香港近期民意转变很大，与以往作比较，民主派的影响力已渐退，号召力也渐弱，民心的突变实在太快，真是难以预测。
这种改变很大可能是因为新一代领导人的立场坚定，底线很清楚，大家都清楚知道０七、０八年没有普选了。香港人很现实，不会咬住一个问题不放，不会不惜犠牲去达到一个不现实目标。
同时香港的传媒也很现实，新闻话题一过很快就冷却下来，这种转变也影响着与民意的互动。
还有，过去民主派占据了道德与智力的制高点，但随着何伟途、涂谨申等事件被揭发，以及民主派在领汇事件上的立场，已令其道德和智力的光环被打破。
整个气氛的逆转，应是与这些原因有关。（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