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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领行动给香港的法治、经济造成重创，香港社会需要深刻反思。 |
中评社╱题：香港占中后的“一国两制” 作者：刘乃强（香港），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本刊学术顾问
香港社会的偏差
“占中”运动中人，一开口就是“中央背信弃义”。只要问他们具体而言，背什么信，弃什么义，他们充其量只能继续像鹦鹉一样重复标准答案：不给香港“真民主”。再追问下去，就是一面茫然。
不过对许多香港市民来说，“一国两制”于回归以来，确实感觉到很大的改变。记得回归之初，董建华于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是“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请注意，这里不单香港和中国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中国要靠香港好。对香港而言，中国好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有趣的是，这番话不单香港受落，内地也很受落。所以陈方安生坚持香港不做中国另外一个城市，当时来说并非太离经叛道。
之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房地产泡沫爆破、负资产、禽流感、沙士，经济持续衰退了60个月之后，才因自由行而开始康复，经济上的自大一扫而空。香港主流社会提出：“经济一国，政治两制。”依然坚持政治自主。政改对一些人来说，是他们政治自主的最后防线，再后退就是自主的丧失，成了他们最抗拒的“一国一制”。这里没有道理，也不根据事实，单凭百分之百感觉，但感觉对他们来说就是真实，这就是今天的民粹政治。简而言之，香港不少人受不了“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国更好”这新常态。在感觉上，龙门的确是移了位了，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
今天香港主流社会，不能不面对他们努力回避了十七年的宪制现实：香港特别行政区之上有一个中央政府，而这个政府是由共产党执政的。回归以来，从特区政府开始，都有意识地把这宪制现实视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特区政府是不站边，不持任何立场的。这就是特区政府的政治中立态度，殊不知政治中立不是这意思，而只有公务员才要求政治中立，特首和主要官员是不能也不应政治中立的。但是回归以来主要官员大都来自公务员，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依然死抱公务员的立场。
这也难怪，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天敌，势不两立。作为资本主义特区官员，既不能批评社会主义，但也不好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只好不说，最后退到错误的政治中立。中央这社会主义的一方，也有类似的苦衷，她不可能不坚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又要保护不优越的香港资本主义特区，加上秉承邓公“不争议”的遗训，“一国”和“两制”的矛盾尽量模糊，中央更刻意在港保持低调，长期自我约束，这才于回归之后，大开中门让人家搞去中国化，种下今天的恶果。
因为体制原因，自共和国成立开始，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位一直都很不正常。在港英年代，虽然英国和中国早有邦交，但是中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承认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港英政府也不容许中国在港正式成立办事处，而以新华社来掩耳盗铃。因此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港只能地下活动，视香港的工作形同“白区工作”。这心态沿用至今，基本上没有改变。于草拟《基本法》时，特别指出香港不实行政党政治，特首也要求没有政党归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和功能。因为一承认政党政治，共产党在港的地位便很尴尬，公开活动又不是，不公开活动也不是。
因为于内地执政的共产党在香港处于一个隐蔽的边缘地位，它在香港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是低调的做统战，从边缘去争取中间大多数，特别是他们认为代表资本主义，因此代表了香港利益的资本家。基本上是反共拒共的香港主流社会，也乐见共产党采取这一低调的态度，认为这样最能保持香港的现状。“一国两制”就是既承认共产党执政的“一国”，同时尊重香港“两制”的现状，“河水井水两不相犯”，不求打破这平衡。
客观上，“两制”在“一国”之下，但主观上，香港主流社会希望“两制”与“一国”平起平坐，独立自主。但如文初分析，香港主流社会觉得今天与中央已经不是平起平坐。据报工商专业访京团于九月底访京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九仓主席吴光正谈到河水、井水问题，会面结束时，习近平特别向吴光正说，除了河水和井水的问题，还要看“主流”和“支流”的分别。这故事最能显示香港主流社会与中央领导心态上巨大的差距。
有趣的是，“河水、井水论”最初是当时的总理李鹏提出来的，借此提醒香港市民于八九风波之后不要以资本主义的“井水”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河水”。今天反过头来是香港的资本家提醒中央，而习主席不为所动，反提出“主流、支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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