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6月28日电／香港资深政界人士吴康民28日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香港回归已经15周年，但最近的政治生态却有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新的行政长官产生前后。
前两位的行政长官，都是香港建制派能接受的。第一任的董建华，为人老实厚道，本身又是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基本上，中央和本港，政治势力的左中右，都不持异议。可惜他的施政，眼高手低，加上和第二把手以及原公务员系统未能磨合，终于被迫半途下台。第二位曾荫权，因时附会，为中央大胆起用。由于他出身公务员系统，有数十年工作经验，开头还能战战兢兢，“做好呢份工”，但后来暴露他的才能有限，临近卸任，又出现一些官商勾结、收受利益的丑闻，受到传媒和泛民主派的大力抨击。
但是，在这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前后，政治生态更暴露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梁振英的出而竞选以至当选，造成建制派的分裂。而选举过后，从中央到本港，虽然高唱“大和解”，而实际上，只是表面上吃几顿饭，进行双边座谈，骨子里仍然是敌对情绪甚浓。甚至可以说，反梁营的势力，已经和泛民主派建立了统一战线。
特首选举中的力量对弈
文章说，特首选举的初中期，大家都比较看好唐英年，原因之一，是听说中央钦点和培养他多年，在北京又有相当重要的人脉关系。其次他是香港重要利益集团支持的，加上他在特区政府的多年工作经验，其优势相当明显。
但是梁振英却逆势而上，知难而进，而且屡传他被有关方面劝退。所以我曾在明报写过文章，承认“春江水暖鸭先知”，并说，梁“如果这一届他得不到中央的祝福，并不是他不爱国爱港，也不是他的管治能力受到质疑，恐怕关键在于对手受到的祝福由来已久，很难改变”。
想不到形势急变，原因是唐英年自毁长城。他败选的要害不在于他的“感情缺失”，也不在于他的豪宅的“僭建风波”，而在于他重用一些反共反中央的智囊、反共亲泛民的公关顾问。这些人给他出了一些馊主意，比如决定违反行政会议保密原则，公开梁振英的所谓两个“建议”。即使梁真的有这两个建议（即如反23条示威过分可出动防暴队，以及对商业电台的某些反共言论应以缩短续牌期以观后效），他也是维护中央的利益，怎能以此来哗众取宠而指摘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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