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解」的最大基础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选择与北京对抗，下次选民将抛弃他们。

　　香港的民主进程可以按实际情况比中国内地先行一两步。

　　香港立法会从议事论政的场所，沦为政治斗争的斗兽场地。

　　　　　　　　　　　　　——吕明华


　　香港回归后的第三届立法会选举，于二○○四年九月十二日举行。由于近年香港社会分化明显，选举结果可能对香港社会产生明显影响，故广受各界重视。吕明华是香港立法会工业界功能组别的议员，之前已经在无竞争对手状态下成功当选第三届立法会议员，本刊特地对他进行专访，请他就此次选举和香港存在的长远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

　　「都是中国人」就是和解的最大基础

　　记者：恭喜您成功连任第三届立法会议员。在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有关「大和解」的声音不断，无论对于香港社会各阶层之间，还是民主党等党派与中央政府之间，以您的理解，这种「大和解」应该以什么为最广泛的基础？

　　吕明华：「大和解」的最大基础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是爱中华民族、爱这个国家的。对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绝对不是要独立，祇是对于推动民主的速度有的要求快一些，有的要求不那么快，而这些人都是爱国的。要求民主本身并不是坏事，爱国的基础有了，不同的速度要求或者说具体做事的方法，是可以谈的，是可以协调的。

　　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席不会超过半数

　　记者：最近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在此次立法会选举之后再争取普选，您如何看待这种提法？假如「泛民主派」 能够因为议席过半而左右立法会，会否削弱香港的行政主导，并强化与北京的对立？

　　吕明华：我认为今年立法会选举，泛民主派并不可能超过半数，应该是二十五至二十八个议席。

　　其实话说回来，即使是泛民主派的议员在立法会过半，也并不意味着就要搞坏香港，否则他们将来在香港就没有市场、没有地位，选民就要抛弃他们。泛民主派对政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但是政治是可以谈的嘛。对于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来说，应该寻求和解、相互沟通。目前零七、零八普选对于泛民主派来说，其实祇是竞选口号，他们也知道根本没有可能实现，其声势实际上已经比「七一」的时候低下来了。

　　还有「六四」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个情义结在里面。但是这些港人也明白，以香港做基地对大陆的政治产生影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如也是通过沟通实现和解。

　　孤立一些社会力量并非上策

　　记者：您能否宏观地对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状态给出一个评判？

　　吕明华：回归七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对立情绪发展得比较严重。撇开其他的因素，特区政府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偏颇。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政府的表现似乎是希望孤立民主党，不理睬他们，不管他们。这种孤立政策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还可以，因为港人历史上就是多关注经济、少关心政治，而且当时民主党的声势的确是越来越低。但是去年突然声势大振，为什么？就是因为管制不好、经济不好、失业率高，去年七一的时候就达到一个高峰。原来是孤立、边缘化民主党，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因为自己搞得不好，经济问题困扰香港市民。就是说，如果特区政府在经济方面做得不好，也无法达到孤立民主党的目的。

　　其实，民主党毕竟代表了一部分民众对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追求。撇开个别民主党人士的一些作为不谈，总体上绝大多数泛民主派包扩民主党的成员祇是追求民主，属于内部矛盾。因此我早就提出特区政府需要与民主党沟通，如果不沟通，会越搞越僵。

　　此中，左的思维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其实一些民主党人士很多年没有到过内地，他们还是用很多年前的「印象」去看大陆，不知道现在的大陆是什么样子。让他们去内地有什么不好呢？看到内地巨大的发展变化，也会对他们产生观念、意识上的冲击。其实不让他们去，祇是给一些人士提供了做政治秀的借口，对其身价、形象更加有利，反而是帮了他们。

　　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广泛接触，不能祇是孤立。否则经济不好，对立面的民意就加强。政府的方向应该是团结大多数，肯定其追求民主，但是要一步一步走，不能不理他。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诉求，祇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不要简单地与反对中国划等号。

　　香港应该比内地先行一两步

　　记者：和解是因为分化而提出的，你如何对待香港的民主步伐问题？

　　吕明华：其实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实现更广泛的民主乃是迟早的事情，祇是对程度和步骤有分歧。既然如此，不如拿出来谈，反正香港早晚也要民主化。至于民主化的程度、要不要普选？都是可以谈的。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香港如果都要跟着大陆走的话，那是什么「一国两制」呢？我的理解，一国两制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不要搞破坏、搞独立，这是最基本的。香港本来就应该比中国内地先行两步，如果与内地的步骤一样，也就无所谓香港的特殊性，也就无所谓「一国两制」了。

　　由于香港社会的发展，与西方成熟的公民社会并不完全相同，推动民主的历史也比较短，因此一步实现全员直选并不现实。对于目前的香港社会来说，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现香港全社会的均衡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均衡参与，不要将政府的行政主导破坏掉，不要使行政效率降低。以目前的条件，如果立法会议席完全直选，选举结果很可能使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下降。

　　民主化并不可怕，但是选择一个适合香港社会发展现实的民主发展步骤，对于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港人需要明白香港实现民主化的真正目标

　　记者：近年的政治争拗造成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以您的观察，选民结构对此次选举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吕明华：选民的取向，在全国人大释法之前和之后是不同的。在人大释法之前，不少港人对零七、零八普选产生热望，对民主化的追求出现一个高潮。但是释法之后，这种诉求下降了。而且由于香港经济好了，香港人又是比较实际的，对民主化的诉求有所下降。

　　我曾经在立法会中提出，其实香港人应该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民主化？如果祇是为了口号而喊口号，没有什么意思。我心目中的民主化，是为了香港能够有更好的管制，能够实现更好的社会发展；如果民主化之后，经济更差了，大家生活更加不好，那么大家要民主化干什么？假如实现民主化能够使社会得到良性发展、经济繁荣，民主化才有价值。

　　必须注意的是，现在有些人提出来要走中间路线，这意味着将来不是以行政为中心，而是以议会为中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央将来对香港的影响会下降。

　　我也常常思考并质疑，究竟中国人的社会，能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还是将中国传统的方法与西方的民主结合起来？

　　美式民主制度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想，美国是一个纯粹的移民国家，没有整体的传统文化；既然大家都是新来的，所以有问题了，大家就要坐下来谈。但是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有自己的管制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强固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全面打散自己的文化，完全按照西方民主的一人一票来做呢？我们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了五千多年，中国的封建文明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其中必然具有很多合理成份。当然，其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全盘植入西方文化，我看有问题。我看应该结合中国文化，加进民主的成份。民主中好的拿进来，不好的则不要它。

　　我在上届立法会的告别议案中就奉劝民主派议员，民主化是需要时间和社会条件铸造而成的，不要为追求民主而急速推行民主化，否则变成舍本逐末，对社会不利。

　　政制架构需要完善

　　记者：您对目前香港的政治结构有何评判？对香港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如何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还有您自己想强调的问题。

　　吕明华：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香港目前的政制架构是四不像，具有先天性缺陷，而且目前也改不了。但是从长远来说，必须加以完善。

　　行政长官是一个八百人选举团选举的，而这种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与下面的议会选举不配套。行政长官有些像港督那样，是放下来的，但是这个放下来的人又没有港英政府时代港督的身份。港督不是选出来的，是任命的，但是权力来源是很明确的，不容质疑，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实行行政主导。但是特区首长并不是北京派来的，而选举特首的祇是香港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选举团，其权力来源往往受到质疑，因此特首在实行行政主导的时候往往难以顺畅。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香港政治制度和架构有先天缺陷，也反映在议事堂内。在政府管制能力不佳、经济低迷的时期，令挺政府的党派吃尽苦头。另外，一些议员把立法会当作利益竞逐场，表现得最不可测的是中间派。他们对利益尽取，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耍一招回马枪，令政府措手不及，颜面无光。现在的立法会，尤其在零三年七月一日之后，已偏离务实理性议政的议会文化，变成非常政治化；议会从议事论政的场所，沦为政治斗争的斗兽场地，变成政客藉各种名目争取出镜的途径。

　　我还想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特区政府实行的问责制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既然问责，部门首长就应该有用人权。但是目前香港的问责官员并没有用人权，怎么做事呢？

　　目前的状况是，为了平息一些人的怨气就让几个问责官员下台，这是有辱问责制这个制度安排的。问责官员下台，应该是基于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诚信、品格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有重大行政错误以及纪律问题。比如北京塌桥事件、四川天然气泄露，都是管理上有问题，需要有人负责并下台。但是香港的几个负责应对「沙士」的官员，面对的是以往谁都没有遇到过的传染病，我看不到他们有严重的行政失误。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因沙士而去世，就一定要官员负责并下台，这对他们不公平。对于问责制必须完善游戏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需要有责有权，也就是权力与义务的平衡。香港人不能因为情绪宣泄而让问责官员下台，这不是理性与公平的方法，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问责制难以真正见效。

　　GDP上升但失业率高企

　　经济结构不变将导致大问题

　　记者：您经常在立法会提出有关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议案，你如何看待目前香港经济的状况，以及经济对香港政治的影响？

　　吕明华：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经济是否繁荣，另一个就是就业问题。

　　香港现在的经济由于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与自由行的带动，从市面上看比较繁荣，旅游、零售、酒店都不错，受惠很多，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百分之六点九的失业率还是很高的，这种状况令人十分担忧。我对此很耽心，如果政府在这个方面再不做一些事情，香港的经济当然不会搞上去，民心会不稳，社会将不稳。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香港目前祇是表面的繁荣，经济结构并无根本改变，失业率仍然高企不下，我们的服务型经济仍然是外强内虚的，是不健康的。我在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六年来一直在议会内外不断提醒政府：祇强调发展旅游、物流、金融并将之作为香港的经济支柱是脆弱及危险的。

　　如果政府因为GDP恢复增长，就在改变经济结构方面无所建树，那么香港的未来可就惨了。

　　所以，我在立法会以及很多场合都不断地讲，假如你不拿出好的经济政策包括工业政策出来，经济搞不上去的话，大家的怨气会积累、深化。香港政府一定要在经济结构转变方面有所作为，包括发展适合香港目前状况的工业。

　　经济转型缺乏方向

　　政府应该把钱用到刀刃上

　　记者：香港目前土地成本、工资成本都非常高昂，如果搞工业，似乎祇能搞高附加值的工业。香港现在具备发展何种工业的条件呢？

　　吕明华：其实在任何经济条件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都有其不同类型的工业。比如四小龙之中，韩国、新加坡、台湾都有自己的特色工业，就是香港没有。欧洲的瑞士，虽然很小但是也有独特的工业。不是因为地价高、人工高就没有工业，关键看政府的政策。

　　政府对此应该有对策和办法，假如因为地价高，可以搞工业园区，不收土地方面的钱，但是可以提供就业。虽然这些年来政府也对经济转型讲了很多，在一些方面也花了钱，但是很明显非常缺乏方向感，没有一个精确的规划。所以几年下来，还是在「寻找」。

　　比如说，即便是小型经济体也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工业。像瑞士的精密机械、医药、化工，新加坡的炼油等，他们能做，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一是搞高增値的，一是搞高科技的。

　　其实香港政府在发展高科技方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至今没有什么效果。我看此中关键的原因，是做得不够精细。现在基本上祇是政府决定拿多少钱出来发展高科技，但是一方面决策不够精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高科技发展没有发挥主导的作用。特区政府应该认识到，空谈高科技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方向，对于香港这种经济结构来说，还要比较具体地确定做什么？现在大家需要的是蕴含高科技的产品，这样才有市场竞争力，才会对香港经济发展产生长远而有力的支撑。祇是讲方向和口号在现阶段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们更需要政府拿钱出来研发产品，给厂家生产。这种由政府主导开发、然后交由厂家生产的模式，在很多地方都有。以香港目前的状况，绝大多数厂家自己是缺乏研发高科技产品的能力的。

　　我率先在立法会提议并推动成立了香港的纳米科技委员会，就是因为看到了纳米科技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且希望香港在发展高科技工业方面能够聚焦某些具体的方面，集中开发某些产品，并逐步建立一定的产业优势。香港理工大学在纳米技术的应用方面有一定成绩，可能很快会见到经济效益。

　　香港政府有钱，香港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要把钱集中花在有前途的产品开发上。香港的企业本身，一般没有能力做这种开发，但是政府、应用科学研究院可以做，然后交给民间生产。台湾的科技发展模式，其实就是这样的。

　　另外必须讲的是，政府拿钱资助大学研究并与民间企业合作的方法，我认为并不妥当，而且很多都证明没能成功。我认为，应该直接资助本身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民间公司发展高科技产品。新加坡就是这么做的，比如研发一个项目，需要多少钱，政府资助，将来在新加坡生产。关键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新加坡和台湾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他们做得到，香港却不能做呢？对于一些事情，要看对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香港的长远利益有什么价值，而不能过分在意是不是有人反对。如果一有反对声音就不做，那政府还有什么用？祇要加强监察、监管，直接资助本身具有一定高科技研发基础的企业，效果会更加明显。目前这种政府拿钱资助大学与民间企业合作的方法，浪费不少，但是成效很少，这不是一样会受到批评吗？给一些病入膏肓的行业输血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和魄力。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问题，经济不好，政治是不会好的，社会是不会稳定的，怨气不会消除且会集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这是比较麻烦的。

　　吕明华小档案：

　　香港立法会议员，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七六年从加拿大回香港工作，不久即独立创业，并在八十年代将生产设备搬入内地，继续从事电子产品生产至今。他是第一、第二届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工业界的议员，第三届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功连任，成为回归后的第三届立法会议员，并在立法会内被选为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

　　（原载《中国评论》200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