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香港立法会内的火花可能比以往会多一点。

　　谁捐钱给某个政党，香港社会其实是不知道的。

　　议员毕竟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就不能不看政治现实。

　　国家安全法，我想这是必须要做的。

　　——范徐丽泰

　　香港立法会第三届选举尘埃落定，此次选举由于夹杂了诸多政治、经济因素而广受香港、内地乃至国际的关注。那么，新的香港立法会与上一届有何不同？对香港政治生态的长远影响为何？为此，本刊专访了上届通过功能组别进入香港立法会并担任主席、而本届通过直选成功取得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席位并成功连任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女士。

　　火花可能会较以往多一点

　　议事规则可能要更详细明确

　　记者：此次选举结果有些出人意料，您作为上届和本届立法会主席，能否预估一下未来四年立法会的运作，与上一届可能有什么不同？

　　范徐丽泰：新一届立法会已经正式开会运作，我觉得将来香港立法会内的火花可能比以往会多一点，也会比以前更加活泼、生动。我从第一次会议就注意到，很多议员都不是拿着稿子在念的，他们就是当场作口头发言的。

　　本届立法会有二十一位是新的议员，新的议员多，就会多一些人不是那么熟习议会内的议事规则。所以，作为主席，很多时候就需要适时加以提醒。比如由于有些议员不大瞭解议事规则，他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就会讲得比较长一点。像十月十三日的例会，一般从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钟也就差不多了，可是该次会议差不多开到凌晨一点钟才结束。

　　按照以往立法会议事的规则，我们可以预见一些情况是从前没有发生过的。以前的议员如果被要求与主席合作，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愿意合作的，因此以往的议事规则已经足够我们当时的需要。可是我想，在本届立法会可能有的议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一定会合作，因此议事规则可能有一个需要，看看是不是有些地方要规定得更加详细、明确一些。

　　我也预计，将来对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议员之间在语言来往之中，比较情绪化的相互批评的情况会多一点出现。即使我个人所做的裁决，有些议员不满意的话，他也会在会外进行批评。从前，议员在这个方面比较克制一点，而本届议会中，新旧议员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立法会是香港社会的倒影

　　政治人物受制于政治现实

　　记者：政党政治目前在香港已经引发了选民的分化，您认为应该任何理性地看待中央与特区的关系，避免香港市民出现强烈的对立情绪？或者说，这种对立情绪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消弭？

　　范徐丽泰：其实这种对立的情绪一向都有。就议会里面来说，有一批议员是能够与中央政府的官员沟通的，而有一批议员是没有办法与中央政府沟通的。没有办法做沟通的一批议员，自己觉得是中央政府官员不愿意与他们沟通，而不是他们不愿与中央沟通。可是客观地说，这批议员所讲的话，有时可能让中央政府难以接受，但是对此我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在选举之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出来，大家都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央多一点沟通。但是在立法会选举大会主席以及其他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两批的议员又是壁垒分明。当然，情况并非一成不变，有的议员被认为是比较与政府谈得来的，但是其还是支持了泛民主派的议员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委员会的主席。

　　当然，因为在发言的时候有的议员说话比较绝对，因此要令议会里面的气氛变得比较合谐，困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很可能就是你还没发言，仅仅因为你的政治立场，就已经给人家批评了。这种情况，可能在这一届的立法会里面，我们会看得比较多一点。

　　不过，我觉得所有做议员的人，都是由选民选出来的。如果香港的大部分市民，都不希望天天看见立法会吵吵闹闹，而且这种意见得以表达，并且是香港的主流意见的话，我相信议员们也会很谨慎地加以考虑，并改变他们的一些作风。可是如果香港的市民没有什么主流的意见，或者有一部分意见认为立法会内骂得越厉害他们越喜欢的话，那么立法会里面出现情绪化甚至一些谩骂的情况，自然就难以避免了。

　　说到底，立法会就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折射、倒影，如果社会上觉得什么是对的，比如说社会上对特区政府是很不满意的，那么议员在立法会里面对特区政府的批评越尖锐，就越能得到他们的选民的支持。可是如果大家对特区政府的工作大致上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立法会中太尖锐的对政府的批评，也是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认同。

　　立法会的议员当然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就不能不看政治现实。

　　中产对候选人理性观察较多

　　希望尽快普选的选民占多

　　记者：此次立法会选举因为之前的诸多争拗而引起广泛关注，您对此次选举的总体评估是什么？以您的观察，选民结构对此次选举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范徐丽泰：就选民结构来说，在每一个区都很不相同。我是参加了港岛区的选举。

　　此次选举应该说有两种主要的趋势。一个就是讲政制的发展的。在这一方面，泛民主派就是坚持二○○七、二○○八进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另外的一边，就是大部分都是说到二○一二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我个人的方案被泛民主派批评为最保守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香港岛选区作为一个独立人士参选，没有政党，也没有类似关注组这样的组织，但是我还是能够在组织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有很多人自愿地为我助选。结果，我也能够拿到六万五千多票而通过直选进入立法会。

　　这就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香港岛选区还是中产的选民为多。中产选民看事情往往不会祇是看事情的表面，而是会认真看一看你的政纲，观察分析一下你在论坛上的表现，考虑一下你作为参选者是一个真正会思考的人呢？还是一天到晚祇是喊口号批评别人的人？香港岛选区的选民看问题好像就是比较深入一些。

　　可是其他的选区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有的就是主要以反建制、反对政府为号召的候选人，他们在其他选区拿到的选票也达到了六万多，甚至七万。当然这与知名度有关系，但是也从中可以看到选民的趋势。

　　不过，大的趋势就是，泛民主派在直选中所拿到的票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多一点，其他的占有不到百分之四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民意，的确是希望早日进行普选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很详细地提出来怎么样进行普选？而这个普选如何能够保障香港社会的安定以及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少。目前香港的直选，选民看得表面的政纲比较多一些。

　　经济对香港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未来可能影响香港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就香港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您认为如何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

　　范徐丽泰：香港社会是否稳定，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经济上发展状况如何。过去几年，香港承受了大约五十二个月的通缩，失业的情况比较严重。在香港过去的三十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困难的时期。这种经济状态，对于香港的政局，肯定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市民对于特区政府的管制能力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因此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波动。

　　这种波动其实在二○○三年十一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与此次立法会的选举中，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觉得，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第一，如果经济上能够慢慢地恢复，可以舒解老百姓的不满情绪。第二，政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个比较清楚的时间表，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香港可以用普选的方法来选举行政长官。当然也是要按照《基本法》规定的，要有一个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另外一方面，立法会议员的普选成份也要考虑如何增加。

　　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我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我的此次参选政纲里面，我对于政制发展提出了一套方案，有着明确的时间表。主要就是行政长官最早可以在二○一二年用普选的方法产生，而立法会议员最迟可以在二○二○年全面由普选产生。

　　我在当时提出的方案中强调，香港需要一种成熟的政党政治，而现在香港的政党都不成熟，政党的人才也比较缺乏。因为香港一向主要是一个经济城市，年轻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一般都不会想去从政，因为在商业上的发展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大的回报。如果是从政的话，来来去去祇不过是一个立法会的议员，而香港的议员是有票无权。因此即使你有一套想法，对香港发展有自己的蓝图，也是很难付诸实施的。所以，香港的青年才俊大部分不会选择这条路。

　　可是政党已经存在于香港，他们不会自行消失的，而政党现在已成为一种主要的选举机器。但是由于被选进立法会之后又没有办法参与统治香港的班子，所以他们慢慢就倾向于成为反对派。这么一来，由行政长官领导的行政机关，在统治的过程里面，在立法会里面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在这种状况下，我在参选政纲中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改动法律，让行政长官可以是政党中人，也让政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法律规管他们，我认为是可行的。比如现在的政党运作透明度不够，谁捐了钱给他，社会其实是不知道的。那么港人不知道谁捐钱给他，不知道他的资金的来源，你所投票的依据祇是他告诉你的，实际上你不知道他后面是什么人。所以应该让政党的透明度提高，让大家都知道这些政党是什么人在后边支持，也可以从这方面瞭解他们可能采取的倾向。这样，就与一个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比较接近。

　　所以我在参选时，个人的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在尽快的时间之内，让香港可以出执政党。但是这个执政党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有明确的治港蓝图，不是仅仅提出批评，而是要提出有建设性的规划，令投资者有信心；第二要有责任心和承担，让香港的老百姓放心，这在客观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三是要有足够的人才，支持行政长官组成治港班子，就是要使特区政府具备实施高度自治的能力；第四，虽然放在第四但是极为重要，就是有机会成为执政党的政党必须能和中央沟通，有互信基础，不仅让港人放心，也让中央放心，必要时并可以获得中央的鼎力支持。

　　但是，要达到这个地步，我想一定要一个过程。如果香港政党在未能具备以上条件之前就普选行政长官，极可能未见其利，先见其弊。我认为，这个过程至少要八年，因此我认为最早到二零一二年才能普选行政长官。

　　香港现在的行政长官，其实是没有自己原来的班子的，祇是有位置就找人。他所找的人，可能以前大家也是没有在一起工作过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政党的话，经过很多的竞选以及其他活动，这一批人已经较长时间在一起工作了，相互的瞭解也就比较高，很多事情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应该这么做的，会比较默契。所以，如果是一个政党中出来的行政长官，他可以安排一部分原来的政党人士出任政府高官，也可以考虑任用一些高官是原来的公务员，有些是外面的专业人士，也可以将一些位置给其他友好的政党。这样在立法会里面，就会有行政长官自己的人代他来解释政策，帮他去推行政策。这样，行政长官的施政能力就会得到强化，对香港的管制也会更加有效。

　　国家安全法必须要立

　　端视内容及推介方式

　　记者：有此次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很快提出了二十三条等问题，而这个议题应该是下一届立法会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那么，您对于根据《基本法》就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立法的问题是怎么看的？

　　范徐丽泰：其实在选举的时候，我的选举竞争者也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的立场就是，落实《基本法》二十三条，要立一个国家安全法，我想这是必须要做的。在大原则定下来之后，再可以谈的就是法律内容的问题了。

　　上一次特区政府在立法的过程里面，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应该说，一般的宣传工作并没有到位。有些是有理说不清，也有的地方可能是没有能够好好地解释。对此，我认为将来需要一个全面和精密的安排；这个重任可能就不是像上次那样，单单放在保安局局长一个人身上，其他的高官可能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出来解释一下情况，而且要尽量地去听多一点意见。

　　其实一个政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掌握民意。就是在管制的过程中，能不能掌握民意，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去影响民意。我想，上一次围绕二十三条发生的问题，一方面是不少的人是因为各种理由包括经济上的理由、对前途的耽心、对政府在处理非典型肺炎危机方面有做法上的不满，等等；加上很多市民觉得政府对于二十三条是采取硬销的办法，而传媒也是大部分放出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当然很多市民会觉得这样的法律不能接受。如果能够掌握民意，在推动政策时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想，上一次围绕二十三条立法出现的问题，应该是下一次所要总结的经验和吸取的敎训，以免再重蹈过往的覆辙。这些，相信都需要留待特区政府运用高度的政治技巧予以解决和处理了。

　　范徐丽泰小档案：

　　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香港回归后的临时立法会主席、上届立法会主席。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庆祝活动小组召集人，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四五年生，香港大学理科学士，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曾将自己的器官移植给自己的女儿，被港人视为刚柔兼备、富有决断的政坛明星。

　　（原载《中国评论》200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