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印度家电价格比北京高一倍，但是中国货难找。

　　我们要懂得如何更好地使用全球资源来发展自己。

　　关税已经不是进口商品的最主要税项。

　　——俞晓松


　　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高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在世界经济放缓、中国也十分重视培育内生性经济能力的今天，如何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的活力，就成为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俞晓松会长。

　　维持与国民经济增长相近的幅度

　　记者：中国外贸二十年来快速增长，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贡献良多。由于中国外贸出口总额的基数日大，加上国际经济形势不佳，您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会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

　　俞晓松：不会像前二十年那么高速增长。前二十年的外贸增长大约是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的一倍；就是国民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左右，而贸易每年增长大约百分之十五左右。前二十年国民经济翻了两番，就是四倍；而贸易总量增长了八倍，就是翻了三番。

　　这种增长速度，恐怕在今后二十年不大可能了，但是会与国民经济维持在差不多的增长幅度上。

　　外贸出口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因素很多。比如日本，经济低迷已经超过十年，美国现在情况也不好，还有海湾战争、SARS疫症等不确定事件，这些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我的看法是，从中国现在经济推动的状况和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我认为近两、三年，中国的出口不会下降；至多，是增长的速度低一点。

　　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市场

　　中国占非洲国际贸易总量的比例很小

　　记者：增幅下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很难再扩大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

　　俞晓松：扩大份额还是有可能的。我到蒙古共和国去过，蒙古的商会会长告诉我，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而成为蒙古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在蒙古首都的街上的商店、我住的宾馆的商店看，没有一份中国商品的广告。那么中国商品到哪里去了呢？当然，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购买的是中国的机械设备，我们进口蒙古的奶制品、肉类以及一些矿产，这些一般看不到。但是我在街上看到的洗涤剂、化妆品、家用电器，基本上是韩国的，也有一些日本的。这类商品，中国在质量价格上都有竞争力，对中国厂家来说无疑是可以进入的市场。

　　就是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或者接近空白。因此，即使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

　　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外贸出口要多元化，也有开拓新市场的涵义。现在中国对美日欧盟这些基本属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种高度集中，应该说不一定好。那么剩下的地区，应该说贸易市场还有很多份额。现在与美国这么大的贸易量，还因为贸易逆差的问题「吵架」；但是就中国与非洲贸易占整个非洲国际贸易的总量来讲，祇有百分之二左右。那么，其余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谁做了呢？就是再多做一倍，也祗是百分之四，也不是想要垄断非洲市场，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总之，国际市场很大，对中国企业来说，不少地域还近乎空白。

　　去年我到印度，发现其家用电器的市场价格比北京高一倍以上，但是却没有发现中国货。印度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又是十亿人口的大国，有人就有市场嘛。

　　重视帮助中国企业向外发展

　　要懂得使用全球资源发展自己

　　记者：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当中国国内市场还比较小、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时候，贸促会在增加外贸出口、吸引外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中国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未开发市场、已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的时候，贸促会的角色和功能有没有什么转变？

　　俞晓松：中国和国际市场的经济贸易关系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贸促会的作用当然相应地也有所变化。

　　比如我们以前就很少提到帮助中国的企业到外国发展，而现在很多企业希望我们提供这个方面的信息。比如其他国家有关商业方面的法律、社会环境等等，希望多向企业介绍。我们现在组织出访团组，有相当一部分是到发展中国家去的，去考察、瞭解那里的市场。

　　以前我们基本上是祇讲扩大出口，虽然现在我们还努力扩大出口，但是现在到外国也开始寻找有什么可以适合中国市场的商品。中国本身其实也是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里，我们也要懂得如何更好地使用全球的资源来发展自己。

　　记者：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中国主要寻找原材料这方面的资源呢？

　　俞晓松：原材料祗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祇是购买其原材料，其中也有发展合作的问题。如果祇是将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进口了，时间长了之后也会有矛盾。这与三、五十年前中国主要出口原材料一样，附加值很低。我们鼓励中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合作生产、办企业。

　　另外，贸促会现在提供的法律服务，比以前更多。以前有仲裁委员会、专利保护等，随着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更多的企业都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前外贸是实行管制的，祇有少部分企业可以从事国际贸易，以后这类企业会有很快的增加。但是他愿意到国际市场上去是一回事，而能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则又是一回事；这个方面，还是需要获得支援的。

　　外贸增长的拉动效应会相对下降

　　记者：长期以来，外贸是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外贸拉动的效应会否相对下降？

　　俞晓松：相对的百分点，我看是会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国内市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加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本身的工农业结构调整、农民进城，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刺激作用。比如每十年大概有不少于一亿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城市就要有房子住，就要有城市生活的基本必需条件。或者是现存城市扩大了，或者有些新的城市会出现，这本身就会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

　　在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国民经济翻两番，外贸翻了接近三番，七点五倍；如果说到二○○一年的话，应该说也是八倍。像这种状况，今后二十年不大可能。当然，还是会持续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没有那么快了。

　　政策调整有利刺激农村经济和消费力

　　记者：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外延性的刺激，比如增加国债投资、通过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等，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增加内生性的经济活力？

　　俞晓松：现在内需不旺，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是很大的负面影响。国债也不能总是发下去，当初作出这个决策也是与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环境不好有关的，是为了刺激内需才这样做的。虽然是国债，可毕竟是欠了债；现在花钱，以后总是要还的，对财政毕竟是负担。

　　现在进行相关政策调整也是为了拉动内需。比如对于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政策上已经做了相当大的调整。这些，我想会增加内需。因为以前对农民工，是控制、限制的。他们本来挣的钱就不多，还要扣一点。在政策上放宽了，这个群体收入增加了，其消费力会上升，产生更多一些的消费。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来说，如果改变了这个观念，马上对经济统计数字就要进行调整。

　　就我个人而言，不大赞成一个地方说：「我们要率先进入、或者实现现代化」。因为这很难说，比如北京的王府井那一片是不是早就实现现代化了呢？东方广场那一片，够水平了吧？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还包括农业、文化教育以及科技、国防。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所讲的这些城市的人均GDP 都是不准确的。像北京差不多有三百万外地人在这里务工，这三百万人是创造了他们的GDP 的，但是他们没有被计算到分母之中。大城市是经济中心，要起幅射带动作用，不应当也不可能祇在自己的地域内发展。

　　现在大约还有八亿农村人口，如果这些人口不实现城市化，文化水平、生活质量不提高，消费能力就会比较低。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祇是吃饱肚子、有一套衣服似乎就够了，就难以刺激消费需求。

　　换一个角度看，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现在，毕竟高楼林立、西装革履还祇是一少部分人的生活。

　　要想办法刺激「消费拉动」

　　记者：内需不旺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比如农民消费力弱、城市化程度不够高？

　　俞晓松：除了农民问题之外，城市里面由于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有些城镇居民对于生活预期，增加了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以前都是公费医疗，不用考虑存钱看病的问题。现在要考虑自己万一生了一个大的病，要付出一笔较大的医疗费，怎么办？现在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都要考虑是一个进步，大家都不考虑，这个社会也难以发展。但是既然要考虑，其收入又不是那么多，就必须存一部分钱。所以，这两年的居民存款，每年都是向上涨，但是物价指数基本上是持平的。因此，如何刺激消费，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在卸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当前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刺激「消费拉动」。

　　关税已经不是进口商品的主要税项

　　记者：以往中国是不是一直对出口贸易进行补贴？而加入WTO 之后，外国可以进行的监管越来越严，或者说限制越来越明确；那么，当补贴或者出口退税减弱之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不是会下降？

　　俞晓松：我想不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对于外贸出口，作为国家政策来讲，没有补贴，所有的商品都没有补贴。有些地区对于本地的商品，如果是出口了，在当地的财政政策上，给予一些优惠，祇能说是给些奖励，相信是微乎其微的。

　　至于退税，是各国各地区普遍使用的方法，也是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前几年所讲的「增加了退税率」，实际上是因为其前并没有实行完全退税。

　　外国商品进入中国，我们所讲的关税降低，海关所征收的关税是一小部分，而代征的增值税，是一大部分。就是零关税的商品，也要征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现在关税的总水平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十二，高关税的往往进口很少，大量进口的商品的关税，大都是百分之几。

　　香港需要一代人纔有望实现经济转型

　　记者：您也经常到香港去，香港这几年的经济一直是向下滑，有企业家认为主要是成本过高所致，您是如何看香港经济的主要症结的？

　　俞晓松：香港本身的地域有限，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港人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本是好事；但在香港不论经营任何一种商业，其成本相对都在升高，这对于香港经济确实又有一些不利影响。

　　这里有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当然，香港经济还是能够再发展的；但是这个再发展，就一般地说，在那里生活、就业的人，其中多一半都应该是白领阶层的人。问题是，并不是产业一转变，原来的蓝领阶层，穿上一件西装就变成了白领，其中最主要的在于智力开发和教育。这恐怕要一代人纔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转换。

　　特区政府提出发展高科技，确实高科技是能够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但是香港本地并没有足够的高科技人才。即使与内地结合，也基本上是发生在白领阶层的事情。现在香港一些市民表示不满，是不少人转变不了，失业增加。

　　看一看欧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也都经历过这个进程；会有社会的不安，但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

　　香港与内地的成本

　　差距不会很快拉平

　　记者；如果强化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整合，是不是可能比较快地降低成本呢？

　　俞晓松：实际上，香港制造业的百分之九十几都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得香港的制造业获得了大发展。原来在香港可能祇有五百人的工厂，到了珠江三角洲成本降低了，竞争力增强了，工厂一下子可能变成了一千人，甚至几千人。作为企业本身是大大发展了，但是其原来在香港所用的那五百人不可能全部都搬到珠江三角洲，最多用十几、二十个管理层的人员，剩下的那几百人干什么呢？这就是新问题。

　　记者：仅仅相隔一个深圳河，两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就相差几倍。从长远来看，您觉得这个差距应该缩小到什么程度，香港经济纔有可能稳定下来？

　　俞晓松：这个差距恐怕不会很快缩小。

　　就如我刚才所讲的，内地的现代化不可能祇是看深圳。深圳这个地方的各种经济指标的水平，不能祇是向香港去靠，实际上是要与广东其他地方靠；深圳与香港靠拢，深圳也吃不消，人们慢慢也就不去深圳了。

　　俞晓松小档案：

　　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及民用建筑系。历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中国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任、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会长、中国市场学会主席；连续当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原载《中国评论》200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