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是学机械的，受日式教育，台湾光复前在机场从事修护工作。台湾光复后，因家有田地，奉祖母之命，返乡种田耕作。结果一生孜孜矻矻，学非所用，成了一个全职的农民。虽眼见同窗就业公职，地位蒸蒸日上，但过世之前，我们四个孩子，从未听他为此抱怨过祖母当时的决定。他受日式教育，加上个性耿直，对孩子不苟言笑，有板有眼，严肃得不输给日本武士。我们孩子都很怕他。除了必需到田里帮忙工作之外，我们得利用剩余的时间照顾课业。父亲对我们孩子的教育态度是﹕你尽力而为，能爬得多高，他就支持到多高。由于工作繁忙，又不苟言笑，在家教方面他也是言简意赅。我个性虽深受家父影响，但倒记不得他对我们的全部教诲。不过其中的一个教诲，却从小就深值在脑海里。那就是﹕做人处事必需向水学习。

　　由于年幼无知，根本无法意会到水到底有什么值得学习的。而且平常听到和水有关的，不是谁家孩子在乡里二重溪给洪水冲走了，就是什么杨花水性，落花流水，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故事辞语，对水的了解不仅极有限，而且印象大多是负面的。直到年事稍长，书看多了，人生阅历丰富了，才发觉父亲要我们向水学习，其用心真是良苦，其意义真是深远。虽然不知年长后对水性的认知是否与父亲心里所想的一致，但发觉水之道的确是待人处事与求学为政上等的指导原则。

　　查阅古今中外哲学与宗教著作，多数皆对水有所论说，或直言滔滔之水性，或以水为喻，阐述天上与人间之理。譬如孟子即以水论人性，以水喻为政，以水显仁与义之意。不过比较起来，能有系统以水论说的非老子莫属。在《道德经》里，老子已把水这个概念发展成一种「根喻」。经由这个「根喻」，五千言《道德经》的中心思想，于是有系统地开展出来。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来探究老子到底能因水之道教导我们什么。

　　像其他学者一样，活在中国战国时期，老子为书的目的，乃在于提出一套形上哲学，来达到批判当时统治者之非人道的行为，教导和说服百姓认清社会的苦难，与提供改善此等困境而达到理想社会的建议。但为求便于理解，老子乃以水来把道这个概念，从形上的意义转换到社会与行为的层面。于是这个恍恍惚惚，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就给具体化，变得容易理解了。正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

　　我发觉《道德经》以水作为「根喻」，把道的形象整合成三组概念﹕致虚，用柔，与处下（或不争）。第一是致虚。老子认为致虚是道的最高境界。他说圣人治国，志在虚民之心。这虚就是道的本质，因为道虚，所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致虚之道系于归根复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复归其根。」至于致虚确切的方法则有三﹕无为，无欲，与无身。这些概念可统括在此说﹕「万物恃之而生，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统治者的无事不为，是把整个国家社会弄得乱糟糟的最主要原因。老子认为那些做官的太爱说、爱理、爱管百姓的习惯，违背了自然之理，给百姓与社会带来的往往灾难多于福份。人民变得刁蛮不易治理，正是作为太多的领导人造成的。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禁令太多，人民越穷；人民有刀枪，社会越乱；鼓励奇淫巧技，罪恶事丛生；法令多如牛毛，偷盗抢劫日增月进）。这倒是给当今无事找事干，或沉迷于无事就喜欢吹诌一池春水的人民公仆（或者管教孩子太过唠叨啰唆的父母）的当头棒喝。

　　因此，「不知常（道），妄作凶」，「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解决这个为多必失的困境，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无为了。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那么功成利就会自然紧跟而来。不过老子讲的这个无为，并不是指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百事不理，万事不干的意思。这个无为其实就是效法大自然井然有序，如春去夏来，秋收冬藏，日升月沉，潮涨潮落一样地无牵无挂无碍，不矫柔，不造作。顺自然之道而行，于是乎「为无为，则无不治」，功乃成事乃遂。这种无为的境界，也可称呼为有秩序行动的至善至美之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无为之说，我们也可以将它解释为老子实际上是鼓励人们有所行动作为的意思。《道德经》里有诸多语句可资为证，譬如﹕「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等以反为正的辨证，皆是以行动取胜的。只是行动的指标，在于顺乎事物自然之性，做到像能走的人不留足迹，能言的人没有口患，能算的人不用计算机，能关的人不用锁别人也打不开，能绑的人不用绳索别人也解不了罢了。无为者，顺乎自然之道，无为而无所不为也。

　　无欲的这个欲字，老子认为是不依自然之道而为或妄作的根源，其终会导致灾祸及身。「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为灯红酒绿，万紫千红等缤纷七彩五色只会使人像瞎了眼，无法看清事物；众多乐器齐发，摇滚、乡村、古典、爵士、喇巴、钢琴、管笛、大小提琴通通来，只会使人像聋了耳，无法辨清各种妙音；贪图酸、甜、苦、辣、咸五味具陈的山珍海味，八宝美食，只会使人败坏口味，失掉口感，而食不知其味；爱好打猎，追逐野兽，东跑西窜，兴奋至极，久了只会使人变的像被追逐的野兽，头昏心狂，失了人性。所以人只要无欲，心自然就平静无波，不快之事就可以避免，天下人间就太平无事。因此少私寡欲就成了老子的教诲。

　　知足是无欲的先决条件。知足是人际、社会、政治圈里争名夺利的反动。它意谓着能知止于适当的时空下。老子辨说知足的人其实是富有的，知足的人不仅不会自取其辱，而且可以远离险境，活得安然长久。知足长乐矣。知足并非是舍弃一切的意思。它类似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旨在「去甚、去奢、去泰」（舍弃极端、奢侈、和过度）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挫掉芒锐之气，解除纷乱之欲，和于智慧之光，同于世俗之行）。这就是老子所言的玄同境界，纷扰差异于其中得到化解，和谐到，纷争离。

　　反战则是寡欲的第二个方法。好战是战国时期所患的最没人道的错误。战事起因于对名利的爱好与追逐。人只要能避免逞勇斗狠，欲望自然消减。好用武力的人，常会自食其果。譬如，国对国争战，军队所过之处，伤的伤，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芜，荆棘丛生，物质缺乏，卫生不佳，疫症流行，导致流离失所，凶年连连。因此，精兵武器都该视为不祥之物，纵使拥有，也该备而不用。不得已使用时，必须抱哀矜之情，仁者之心，不可好强好胜，以暴易暴。

　　无身并不是说把自己的身体灭了，它意谓着生时不刻意高抬、膨胀自我，自私自利，或视肉体如金银财宝。不过老子并不把养身和养生看做是一种罪恶，他只是强调存养不能极端到自私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鼓吹无私的重要﹕「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又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在另一方面则强调爱己但不自矜高贵而自抬身价的重要。能本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原则而善于养生的功效是惊人的。老子说﹕「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听说善养生的人，在陆上走，不会碰上兕虎；入行伍内，不用穿盔甲。因此，野牛虽凶，也无处可斗其角；老虎虽猛，也无处可张其爪牙；兵刀虽利，也无处可显其刃）。

　　第二是用柔。老子不仅把柔弱视为道之用，而且更大力鼓吹柔弱胜刚强之理。他以水为喻，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的东西，可是攻坚制强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胜过水。老子更进一步举例说，就好像人活着的时候，身体四肢都是柔软的，但是死了之后，全身就变得僵硬了。再说花草树木，活着的时候，内质与外形都是柔软的，可是死灭之后，枝干内外都枯搞乾瘪了。由此可知，刚强乃是快速通向死亡之路的征兆，而柔弱则是得到生存的依据。职是之故，自恃刚强者，无论在战场、商场、情场、或其他场合，都容易骄矜自傲，轻举妄动，反而败而不胜。由此观之，凡是自以为强大要居人之上者，往往早早就被人厌弃，而反居人下。但自认柔弱，谦虚自处的人，本来不想高居人上，结果却被人拥戴，而反居人上。足见用柔的功效真是无以伦比。用柔体现在人生的四个面向﹕修己，解难，治国，与军事。

　　用柔以修己，乃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老子一再告诫我们，「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对人刻薄寡因，如同锐利的刀锋，容易折损，人情是无法保持长久的）。这是物极必反的定理。因此，消极方面要能「弱其志」以「挫其锐」；积极方面则能「专气致柔」到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无染无蔽的柔和原态。至于进入婴儿纯然天成之境界的策略则是这样的﹕第一，知道刚雄之荣耀为人所争取，却能学习雌柔不争，谦虚退让。如同山谷的水，以卑下自处，不与高强的相争。如此就能接近恒常不易之德性，而回复到无欲的婴儿自然本性了。第二，知道洁白好看乃人人必争，却能退让一步，守着他人以为黑而不光的一面。久之就会成为众人的楷模，如此就能与正常恒久的德性相比拟，而归到原始无极的本位。第三，知道名声荣誉是人人所爱好而思欲得到的，却能不忮不求，淡之如水，守着他人以为屈辱不光荣的一面。就好像山谷虚受一切，于是就能与正常恒久的德性一样心满意足，而回归到浑然朴实的完全境界。

　　柔弱胜刚强的原则，亦可应用到解破人与人互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困难与矛盾。以反面之力（柔弱）来对待克服正面之力（刚强），可称之为超矛盾律。这就是前面所举老子提到的要收敛对方，则先放纵他；要衰弱对方，则先强胜他；要废掉对方，则先兴建他；要夺取对方，则先给予他的道理。这种超矛盾律运用在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乃建立在知时知位知机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以柔克刚的超矛盾律的功效只显现在能知微知着，然后在最适当的时空情况下，一举突破困难之门槛，以顿解矛盾。超矛盾律的运用很容易落入权谋诈术的陷井，用时必须坚守老子一再阐扬的人道（慈爱不争），地道（俭约克己），与天道（自然无为）之理。

　　在治国方面，用柔的原则要求把一个国家培养成如海洋一般，处于众河流之下，做为天下之水汇合的地方。因为大国能够谦卑自处，小国自然会前来归顺；小国能够如此，也自然会得到大国的宽容。其次，身为领导者，必须广求采纳民意，毫不偏私。此即老子所谓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尊重公共意见的宽怀器度。再次，以道辅佐统治者的人，也必须遵守不以武力服人的原则。因为战争所带来的凄惨后果，输者输矣，胜者亦输矣。所以以道用兵的，只是顺其自然，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行之以够济事即可，万万不可以武力示强于人。因此，纵使胜利了，也用不着骄矜伐功，否则过强之兵，很快就会如强枝老干，衰老易折，失去生机，断了家国之命脉。

　　在军事上，老子是极力反对使用武器的。如上所言，不得已面对冲突的时候，必须以仁慈之心处之。民心一向是靠近仁慈一边的。以仁慈之心感召，人民自会竭力抗敌，固守家国。这就是「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的道理。这种以仁慈之道处理争战之事，不仅运用在己方，也同时推及到敌方。「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这种不尚武，不发怒，不交锋的用柔德行，可以和天地之道相配合，而达到天地生化之极理。老子更进一步引用古言来阐发以柔弱为战的主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指防守备战，不轻敌，不主动出击）。毫无疑问地，这是「守柔曰强」的最佳注解。

　　第三是处下或不争。「（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为百谷王」等论述皆可表现老子处下或不争的主张。处下乃登高之阶梯，为成就事业的基石。凡事当由无入有，由小而大，由低而高，由细而巨。这是中庸所说的「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老子也强调「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不由基础而动，成就难得。处下乃成事之无、之小、之低、之细。处下有道，有、大、高、巨随之而来。

　　处下同时意谓着不争的意思。水之道就是不争，水之崇高伟大在于它能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把不争列为他的三宝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争，是圣人之道，是吾人处世待人的指导原则。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真能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如此说来，不争就是天下无敌了。分析一下《道德经》，可把不争概括为两种﹕不争名和不争利。

　　老子认为有道之士，应该韬光养晦，潜藏如龙。不应该炫露自己如同美玉珍石一样名贵高洁，而与人争名。不争名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整个社会不崇尚那些假贤人，如此一来，为名而争的行为就不易演生。虽然老子极端到要「绝圣弃智」以「民利百倍」，他不外乎认为质朴未丧之世，比虚伪百出之罪恶社会好得多，而返回这种质朴之道的第一步，就是非把那些不走正途的所谓的假圣人智者率先铲除不可。真正的圣人智者，做起事来，只求尽其在我，是无功名之心的。他们是「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见贤」（作了事而不有所仗恃倚赖其所为，成了事而不自以为有所功劳，有才能也不愿人家见到或表彰他的贤德）。

　　虽然感觉上争利似乎比争名丑恶些，但是俩者却常常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的。为何人们会有争利之心呢？老子认为主因在于社会过度重视金银财宝等难以获取的东西。因此要舍除争利之心，当须「绝巧弃利」（不重视什么钱财巧物），这么一来，人们自然不会聚藏这些东西。社会若没有奢侈钱财的诱惑，连盗贼都不会有了。了解了这种「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好名太甚，精力必损；好聚货物，财力必失）的道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不贪声名，则不会受到侮辱；知止不贪货财，则不会受到危险；如此个人社会就可安然长久了）的境界也就不中亦不远矣。

　　总之，先父以水为师的教诲，引发我对老子思想的探究，而发觉《道德经》五千言，竟然以水为隐喻，全盘烘托出为人、处事、治学、理国的道理和方法。父亲如果知道我能如此用功地钻研他的教诲，他的在天之灵必也频频微笑，点头称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