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等值”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目标，将成为中国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内涵是在城乡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类，但在居民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便利程度等方面是等值的。党和政府适时启动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支持革命老区振兴的“1+N+X”政策体系，在此背景下，闽西革命老区如何创新路径实现乡村振兴值得深入研究。从城乡等值视角来看，闽西革命老区乡村要能够振兴，要先瞭解其城乡非等值的表现及原因，同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乡村如何有效增加投入产出、二是乡村如何留住更多收益、三是城乡如何等值化。

　　一、闽西革命老区城乡非等值的表现

　　闽西这个概念，自从1962年宁化、清流、明溪三个县划归三明市管辖之后，就成为龙岩市管辖地域的专指。闽西革命老区城乡非等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从2005年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注：农村居民2005－2012年为人均纯收入，2013-2019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絶对差距方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多了6471元，而2012年多了14369元，差距逐年拉大，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3年多了12946元。二2019年多了19956元，差距也是逐年拉大；相对差距方面，2008年差距最大，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72倍，2019年最低，但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还是超过2倍，达2.06倍（详见表1）。

　　（二）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距明显

　　根据联合国划分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总体上来说，闽西城镇居民1999年已进入小康阶段，而农村居民还处于温饱阶段；2004年闽西城镇居民开始长期保持相对富裕阶段，而农村居民一直到2015年还处于小康阶段，2016年才进入相对富裕阶段，比城镇居民迟了十多年才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到201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还比城镇居民高4.8%（详见表2）。

　　（三）不少村民生活还很不便利

　　福建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闽西革命老区在就学、就医、购物等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还很不便利，达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福建省有幼儿园或托儿所的村占38.5%，而闽西才30.4%，相差8.1%；有卫生室的村占83.6%，闽西才75.7%，相差7.9%；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占44.4%，闽西才39.2%，相差5.2%；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的村占34.6%，闽西才23.3%，相差11.3%（详见表3）。由此可见，闽西革命老区絶大多数村的入托、购物非常不方便，虽然村卫生室普及率较高，却严重受执业（助理）医师欠缺的制约。

　　（四）部分村庄还远离现代文明

　　我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共调查了927个乡镇，其中乡287个，镇640个；15363个村，其中14337个行政村，1026个涉农居委会；6.93万个自然村；3562个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全省有9.2%的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村委会超过5公里，也就是有1400多个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村委会超过5公里；有10.1%的村未安装有线电视、39%的村没有体育健身场所、61.1%的村没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也就是说有1550多个村未安装有线电视、5990多个村没有体育健身场所、近9400村没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见表4）。可见，我省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村缺乏文化娱乐设施和文化组织，更不用说自然村了，况且部分自然村距离村委会路程远，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就更少了。就闽西革命老区而言，龙岩的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村委会在5公里以内的低于90%，跟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低2.4%，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村委会超过11公里的占比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7%；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比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3.3%；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1%。普查数据显示，闽西相当一部分的村缺乏文化娱乐设施和文化组织，不少村庄远离文化消费场所。

　　二、闽西革命老区城乡不等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区位因素、组织因素和成本因素导致闽西革命老区城乡不等值、城乡差距难以缩小。

　　（一）地理区位劣势造成闽西老区乡村难以留住优质要素

　　龙岩地处闽粤赣边区，境内山多地少，山高路陡，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且历史欠账多，交通可达性差，生活不便，难以留住人才，人口流失严重，更难以吸引优质要素投资乡村。笔者曾做过龙岩市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问卷调查，“您家庭成员常住本村的比例”的问卷选项，36.6%选择“很低，基本外出”、28.1%选择“20-50%”，说明近65%的家庭超过一半的成员不在本村常住。优质要素的缺乏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加之远离市场，农民收入难以提高，乡村发展受限制。

　　（二）缺乏组织的闽西乡村居民难以有效对接市场和政府

　　从博弈视角来看，缺乏组织的农民一方面难以对接市场，在市场博弈中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难以对接政府，在规则制定或政策实施时利益难以诉求或获取。闽西老区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一直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下，而未能充分地“组织化”。在对接市场过程中，缺乏组织的农民一方面是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与能力都受到限制，信息的不足使其跟市场主体博弈时处于劣势地位，加之个体与群体的博弈就更多显示出劣势，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的产品大多为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弹性，处于博弈劣势的农民往往要承担“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代价。在对接政府过程中，一方面是农民的诉求因缺乏组织而难以统一且难以进入决策层，切实符合农民诉求的政策可能占比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好政策已出台，农民获取政策的渠道不够畅通，可能迟迟都无法瞭解政策内容，或者因为政策多，存在对政策理解不到位却难以获得政策谘询的机会，好政策的作用对农民来说可能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三）“双重依赖”导致闽西乡村居民要承担更多交易成本

　　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因为闽西农民的货币化收入依赖城市市场体系、农民人力资本提升依赖城市组织体系的“双重依赖”，导致农民多承担“双重成本”，即由于依赖城市市场体系，下乡的城货（工业品、服务）比在城市成本高，进城的乡货（农产品）需要更高的物流成本，幷且农民的收益受到“双重挤压”，即乡村到城市需要跨越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中间地带，乡村的产品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品的过程中，利润受到中介组织的挤压，也受到城市市场组织的挤压。有资料显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上涨8~20%，小麦、稻谷等粮食主产品市场价却下降17%，禽蛋、猪肉市场价下降22%和34%，仅农资上涨与粮价下跌人均减收就达到9321元；就业及转移之所以流向城市，主要因为农业收益低，投入同样的劳动收益不一样。

　　三、闽西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路径创新

　　推动闽西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必须设法让乡村增产增收并留住更多收益，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等值化。

　　（一）促使乡村增加投入并更有效地产出

　　闽西革命老区的很多乡村要素过度流失，要促使乡村振兴，流入乡村的要素要大于流出乡村的要素。要素主要包括可转移的非区域性要素和难以转移的区域性要素，乡村投入既涉及外部的非区域性要素也涉及本地的区域性要素，外部进入乡村的要素遵循市场化逻辑和行政化逻辑，外部的非区域性要素与本地的区域性要素如果不匹配，则产出效果差，匹配度越高，则产出效果好，要素的匹配性还要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更好地利用市场化逻辑和行政化逻辑，推动更多要素进入乡村。乡村发展是乡村禀赋与市场结合中实现的，必须遵循乡村禀赋的市场化逻辑，在投入乡村的要素中，如果无利可图，逐利的市场主体就没有积极性，这就需要政府助力。但地方政府往往“点”上采取易于见成效的乡村作为示范典型，“面”上通过遴选出优先批次和后续批次作为乡村振兴的优先次序。那些偏远乡村，无论是遵循市场逻辑还是行政逻辑，都是备受忽视的对象，必须分析乡村禀赋如何从发展的潜力转变为现实的发展，探讨如何把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结合起来，推动更多要素进入乡村。

　　2.提高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的适宜程度，推动乡村要素禀赋类型与其发展模式相匹配。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与结果。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适宜度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闽西乡村拥有红色、客家、生态等丰富的区域性要素，但资本、技术等非区域性要素不足。要藉助“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促使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得到更优配置、区域性要素或非区域性要素各自以及它们之间的效率得到不断提升，从而提高闽西乡村要素禀赋类型与其发展模式相匹配程度，增加有效产出。

　　（二）促使乡村留住更多收益

　　闽西农民行动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滞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农民缺乏获得信息和进行合作的能力和途径。乡村振兴不仅要消除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阻碍，还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要素在权利上的差异和分配上的不公平，建立起包括权利平等、交换过程平等以及交换结果平等三个维度在内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系统。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体制机制构建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一是培育要素交换主体。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合作经济等方式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要素交换主体。二是为制度变迁提供激励。三是做好微观主体行为引导和改革风险防控工作。四是做好制度配套、协调和顶层制度设计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组织的闽西农民与市场对接，面临极大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因此要围遶小农户如何与大市场连接来寻找路径创新。一是寻找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的途径。二是寻找消除要素在城乡间流动阻力的途径。三是寻找城乡组织互相嵌入与利益共享的途径。四是推动建立起包括权利平等、交换过程平等以及交换结果平等三个维度在内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系统。

　　（三）促使城乡等值化

　　基于区位视角，根据空间场力的大小，可以把乡村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内源空间场力大于外源空间场力的乡村（简称：N>W），属于内源吸引型乡村；第二类是内源空间场力等于外源空间场力的乡村（简称：N=W），属于通道型乡村；第三类是内源空间场力小于外源空间场力的乡村（简称：N<W），属于外源吸引型乡村。第一类乡村的经济将发展壮大、易于振兴，第二类乡村的经济将维持动态平衡、需要增加内部吸引力才能振兴，第三类乡村的经济将会萎缩、没有外源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会趋于衰败。

　　1.巩固内源吸引型乡村（N>W）的发展成效。内源吸引型乡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能够吸引外来人口常住的城郊融合型乡村，另一种情况是能够吸引外来人口观光休闲度假的特色保护类乡村。城郊融合型乡村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较充足，而土地（自然资源）较稀缺，巩固此类乡村振兴发展，要加强管理，为外来人口融入城镇提供便利；统筹规划，完善土地开发利用功能；加强污染设施的配套建设，防止中心城区外迁工业污染转嫁；抓农业产业化生产、加工、流通载体建设，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调节、政策调控机制；引导农业与旅游、教育、研学、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观光农业带、緑色产业带，让常规农业向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创汇农业领域延伸拓展。针对特色保护类的乡村振兴，要发挥政府、农民、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通过乡土教材编撰、研学基地建设、主体活动开展等形式使特色资源与历史遗存得以活化；要保护传统格局，营造乡村氛围；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接待能力；塑造文化形象，凸显特色优势；重视差异服务，避免同质竞争；培育乡土人才，开发人力资本；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支持网络；拓展农业功能，提升旅游效应；协调主体利益，注入发展活力。

　　2.提升通道型乡村（N=W）的集聚能力。通道便利型乡村需要提升集聚能力才有望实现振兴。一要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完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文体活动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道路、安全饮水、垃圾分类治理、污水处理、电力电信、畜禽粪污处理工程、厕所改造、清洁能源、公共空间緑化建设等重大基础设施，使村庄各区域间功能相互衔接，空间发展互通互补，各项基础设施配套；风貌文化层面，要从建筑院落空间格局、街巷肌理空间、节点标识空间的角度，美化居民点生活环境空间；生态环境层面，要统筹考虑山、水、林、田、路布局，构建一个对既有山水环境的保育、农林用地的管控、村落形态的营建的生态格局，美化道路景观环境，进行居民点间道路空间的緑化整治提升，通过不同形式不同材质的路面铺装，营造出多样化的出行体验，同时将文化元素融入道路两侧空间，形成乔灌草的立体化道路景观，使得自然人文融为一体，优化乡村宜居的生态环境空间。二要提高乡村的就业与发展机会。一方面要深挖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现有乡村核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系统化管理各类农产品、信息、人才等资源，形成三产联动融合发展，延伸产业势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依托于人口的聚集，实现多业态发展导入，激发各个产业链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核心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使得乡村产业成为自身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点，辐射带动周围乡村发展。另一方面要激发乡村资源禀赋。从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农业生产能力出发，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展领域。按照“扶优、扶强、扶大”的原则，培育比较优势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打造农企利益共同体。三要增强乡村组织活力和文化吸引力。构建乡村自治管理平台，完善乡村内部自治管理平台机制，引导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发展当中，并协助监督民主管理、乡村事务管理。组织新型乡贤服务乡村振兴，构建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组织基础、经济基础和人文基础，通过各种措施增强各类乡村组织的活力和乡村文化的吸引力。以乡村组织活力和乡村文化吸引力建设来增强乡村振兴的动力。

　　3.助推外源吸引型乡村（N<W）“居业分离”。外源吸引型乡村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较稀缺，而土地（自然资源）较丰富，要防止要素过量流失幷发挥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采取“居业分离”的模式发展壮大生态产业。首先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确定乡村哪些地方的人最好搬出，哪些地方适宜作为迁入地，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设法让迁出者在迁入地有屋可居，生活有保障，另一方面助力迁出地必要的交通改善，同时扶持农民互助社等组织建设，方便迁出者回原地开展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等工作。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的建设，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标准结构体系并完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构性补偿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生态资产产权制度，加快生态产品标准体系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建设，创新生态价值产业实现路径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支撑体系，利用生态监管数字化平台推动生态信用体系完善，促进生态产品品质提升及其价值更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