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坛的老朋友大家好！

　　好几年没有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中华文化论坛，想来都非常想念老朋友，也特别想念北京大学金秋的季节，枫叶红了，银杏树那些鹅黄的落叶飘落满地，这样金秋的美景我特别的想念。真的很希望明年疫情都过去后，我们大家还可以欢喜重聚，也继续谈一谈中华文化对于未来世界文明，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今天，我特别要谈的是连横，号雅堂，也就是写《台湾通史》的一位史学者。

　　《台湾通史》在1921年正式出版，去年是出版一百年，今年也还算是一百年，因为当年是分了两年来出版，所以还是可以算是值得追忆的一个过程。它代表了一个民族气节，也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性格。

　　连雅堂将三大卷《台湾通史》编辑刊印，大功告成之际，写下八首七言絶句，其中第三首是这样的：“马迁而后失宗风，游侠书成一卷中。落落先民来入梦，九原可作鬼犹雄。”

　　这是他自叙、自诩，甚至是颇为自豪的内心话。

　　六十万字史书刊成的那一刻，连雅堂心中所想的是：司马迁之后，大部分史书都是由官方主持编修，已失去了史家祖宗司马迁独立思考、秉笔直书、坚持大是大非、得罪当道亦无所惧、成一家之言的风范。他自己不是官派的正统史家，而是一个民间学者，收集史料，踏查史迹，独立写史，如同一个“游侠”。如今史书写成，他感觉到，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那些渡过黑水沟来台开垦的先民，那带着复国之梦来台的明朝遗民，都不会惘然消逝，在九州的大地上，他们的英魂依然磊磊落落，伟岸挺立，一如英雄。

　　让逝去的英魂与精神永存，这便是连雅堂在诗中所想表达的感动与安慰吧。

　　被视为史家的连雅堂，由于体型修长瘦弱，年轻时多病，总被认为是文弱的书生。特别是传世的《台湾通史》，文采典雅，体例完备，数据丰富，因此总给人一种史家老夫子的形象。

　　然而细读他的诗，才会发觉骨子里，他是充满游侠情怀的人。一心想拔剑仗义，扫荡人间不平，收复中原，收复台湾。

　　这种游侠情怀，是许多心怀天下的中国文人的共同性格。陶渊明写过咏荆轲的诗，李白一生以剑客自豪，更不必说辛弃疾、苏东坡的豪迈了。他们都是在动荡的时代，对混浊恶世感到愤怒，于是寄希望于游侠的出世，以侠义之心，对抗权势，找回是非黑白，重建人间正义。

　　然而作为一个文人，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台湾，个人已无能为力，便只能在诗文中，歌颂游侠的壮烈，寄托革命的激情，默默从事反抗殖民统治的文化传承。

　　十七岁那一年，连雅堂祖居在台南的居所，那里曾是郑成功来台后驻军的所在地，所以称为马兵营，在1895年日本攻台战役中，成为抗日军刘永福最后的驻地，因此被日本没收，家族顿失祖地。那一年，在他年轻的心中，失去的家园与失去家国的痛，紧紧连结。郑成功反清复明志业、刘永福抗日保台决战，成为他心中“永恒的家国”。

　　二十五岁那一年，他赴福州乡试，想在福建寻找其他出路，未成，随即赴厦门。由于文笔受到赏识，他在那里的报纸撰写时政评论，而得以结识林景商。林景商的父亲林鹤年曾来台湾为官，主持现代化的几项建设，如电信、电报、市政等。日本据台后，他毁家抗日，最后回厦门，筑屋鼓浪屿，建一所新式的三层洋房，名为怡园。林景商是他的第三子，从小家学渊源，文采斐然，能写诗为文。连雅堂和他结识后，一见如故，常常受邀去鼓浪屿怡园吟诗畅谈。两个人有相近的思想：反对清廷的腐败卖国，恢复汉室，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常一起吟诗。

　　连雅堂在写给林景商的诗中，曾以国雠家恨的口吻写道：“举杯看剑快论文，旗鼓相当共策勋。如此江山如此恨，不堪回首北遥云。”

　　他们两个人也时常讨论时局国事，对中国受列强入侵割地的无奈，即使想当隐士，都没有一片净土，只想拼死一洒热血的意气，更加坚决。连雅堂如此写道：“环球惨淡起腥风，热血滂沱洒地红。到此干坤无净土，且提长剑倚崆峒。”

　　另一首诗《重过怡园晤林景商》更将内心对孙中山革命党的认同，写得直白：“拔剑狂歌试鹿泉，延平霸业委荒烟。挥戈再拓田横岛，击楫齐追祖逖船。眼看群雄张国力，心期吾党振民权。西乡月照风犹昨，天下兴亡任仔肩。”其意是虽然延平郡王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志业已成荒烟，但我们仍可像义士田横一般，以五百壮士和小小孤岛为始，或如祖逖在船上击楫，立志北伐，收复中原。以这样的决心，看这世局，各国群雄都在扩张国力，我们只能期望“吾党”振兴民权，把天下的兴亡，都当扛在你我的肩上。

　　写诗的那一年是光绪二十七年（1903），仍是满清天下，把希望寄托在“吾党振民权”，则当时除了革命党，还有其他吗？这样充满互相期许的气魄和担当，只会在知己之间交会，却可见出连雅堂内心激烈的革命壮怀。

　　后来由于日本政府向福建官方施压，而连雅堂办的报纸《福建日日新闻》也充满排满复汉言论，被官方关闭。他只好回台再入台南的报纸工作。然而等到1911年辛亥革命，来年民国初立，他立即做了一件事：祭延平郡王祠。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心情，他写了一篇深情的祭文，去告诉郑成功，你所希望的反清复汉，终于成功了。

　　“于戏！满人猾夏，万域沦亡，落日荒涛，哭望天末，而王独保正朔于东都，与满人拮抗，传廿有二年而始灭；灭之后二百廿有八年，而我中华民族乃逐满人建民国，此维革命诸士断胫流血，前仆后继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灵，潜辅默相，故能振声于大汉，掳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继新，登皇踵属，惟王有灵，其左右之。”

　　这一年他三十五岁，那个成长于郑成功马兵营旧地的孩子，终于吐出一口长气。他告诉郑成功，东宁王国传了廿二年而灭，但你灭后228年后，清朝终次被灭了，我中华民族驱逐了满人，建立民国。

　　然而，台湾终究仍在殖民统治之下，所以他想去大陆壮游一段较长的时间，看看故国江山，看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是否开创一番新气象，自己能不能有所奉献。

　　中华民国开国的三年间，连雅堂游历了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蒙古、武汉等九州岛大地，他也有机会参与吉林报纸的评论工作。但当时正是袁世凯当道，政局纷乱，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他心中期望的新中国新世纪，终究未能实现，只能在诗中寄托对革命理想的悲怀。

　　“镜湖女侠雌中雄，棱侠骨凌秋风。只身提剑渡东海，誓振女权起闺中。归来吐气如长虹，磨刀霍霍歼胡戎。长淮之水血流红，奔流直到浙之东。花容月貌惨摧折，奇香异宝犹腾烘。鹃啼猿啸有时尽，秋风之恨恨无穷！”（《秋风亭吊镜湖女侠》）

　　“汉高唐太皆无赖，皇觉寺僧亦异人。天下英雄争割据，中原父老痛沈沦。亡秦一剑风云会，破虏千秋日月新。郁郁钟山王气尽，国权今已属斯民。”（《谒明孝陵》）

　　后一首诗颇微妙地反映了连雅堂对民国时代的民主民权思想的认同。诗中反讽汉高祖刘邦、唐太宗都是无赖，皇觉寺出身的朱元璋只是特异之人，天下英雄都只想割据大地，占山为王，而中原父老只能在战乱中沉沦。要灭亡秦帝国只需要一把反抗之剑，时机到了，自然风云际会，把异族击破，日月换新天。鬰鬰的帝王象征钟山的王气已经尽了，如今，国家真正的权力，已经属于人民。

　　民国不是乌托邦，连雅堂失望之余，决心回到台湾，带着行过万里江山的胸襟，以及在大陆所收集的台湾史料，安静写作一生系念的台湾史。

　　虽然想安静写作，却也无法“岁月静好”。辛亥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台湾民众开始传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军很快会来收复台湾，只要我们起来反抗，中国军就会来帮忙。余清芳所带领的“大明慈悲国”便是在这情势下，发动武装反抗，史称噍吧哖事件。由于扩散的地方从台南到嘉义山区，日军出动重炮、火炮、重机枪攻打，将这些山区的民居、反抗根据地炸毁，夷为平地，那些被波及的乡镇死伤惨重，最后逼使得余清芳被出卖而惨遭逮捕。

　　更悲惨的是曾参与反抗的乡镇，遭到日军报复性的屠杀。根据烈士简宗烈的后代简娥（日据时期农民运动的女性领袖）当时很小，只知道她父亲参与噍吧哖事件，不知在何处牺牲，再也不曾回来。日军在他们村里立一根约一百一十多公分的竹竿，凡是超过这个高度的男孩子，一律枪杀。村里尸横遍野，日军还不许民众收尸，故意放任尸体腐烂，直至无法辨认。最后，只能全部合葬，成为无名的“百姓公庙”。

　　生活于台南的连雅堂，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震撼全台的悲惨历史，但在日殖政府统治下，口不能言，心有所苦，只能借其他事来浇胸中的块垒。1917年，借由保护一块明郑时期不知名的古墓，他写下了“祭闲散石虎文”。

　　“君不为疆场之将帅，不为廊庙之公卿；翛然尘外，放浪形骸，而为草野之书生。则君胡不左挟琴，右击筑，以歌以哭于燕京？否则挂一瓢，携一杖，西登太华，南下洞庭，北絶居庸，东舍蓬瀛，亦可匿迹而逃名；而君乃忍弃故国之躬耕，投荒海上，身世伶仃，以敖游于东都之野，承天之埛，则君必有万不得已之苦情。当是时，中原板荡，遍地膻腥，民彛耗斁，大道莫行。媚骨者反颜事寇，抗志者系累戮刑，天昏地晦，百鬼狰狞，风悲雨泣，黎庶吞声！与其为亡国之贱隶，何如依海上之田横？……”

　　这样沉痛的文字，与其说是祭拜，不如说是借由对一个“草野书生”，书写自己内心那“亡国之贱隶”的“万不得已之苦情”。

　　《台湾通史》的书写亦然，那是他的唯一寄托。

　　1918年，历经十余年的心血，他终于完成《台湾通史》全文。接下来便是繁琐的校正与编辑。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要将一个汉文写作的历史付梓，那是何其困难的事。连雅堂和日本人的周旋、折冲、修改过程，包括许多内容被要求修改、删去，皆未曾见诸于他的文字，仿佛一切苦都独自吞了。

　　《台湾通史》六十万字，连雅堂分两年时间，三册出版，至1921年终告全部完成。付梓之后，他连着写下了八首絶句，心绪之澎湃汹涌，可见一斑。

　　“佣书碌碌损奇才，絶代词华谩自哀。三百年来无此作，拚将心血付三台。”

　　他深知“三百年来无此作”因此有一种自诩、自欺。“絶业名山幸已成，网罗文献责非轻。而今万卷藏书富，不让元侯拥百城。”将《台湾通史》视为“絶业名山”，而写作过程所收集的万卷藏书，更足以让他如拥百城，这不得不说是他的自豪。

　　我自己曾写过《有温度的台湾史》一书，和几本相关的传记、戏剧史等，所阅读的资料不计，仅是为了让一段历史鲜活起来，而亲自踏查海港、山巅、荒塜、小村，为了寻找一个真相，而遍搜好几个人的传记、日记、笔记等，为了书写历史场景而尽量寻找旧照片以为印证，那种种辛勤劳苦，以及追寻过程的喜悦，唯有内心知晓，万般心事，真难以为外人道。

　　所以我可以遥想，当连雅堂写完《台湾通史》，深夜掩卷，独自面对寂静天地，面对故乡的一抹青山，想着自己所书写的青史，所叙述的悠悠先民，如今仍在异族统治下，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留下历史记忆长卷，那心境，是何其深沉而又复杂！这八首诗，正是这既壮阔又曲折的心情。

　　他称自己书成之日，“落落先民来入梦，九原可作鬼犹雄。”将自己的书写，化为那些磊落的灵魂，在九州大地上游荡，做鬼仍是英雄。那是何等的寂寞与气魄。然而他深知，自己是民间自发的史家，跟那些受政府委任的史官完全不同，所以他称自己是“游侠”，因此最后一首说：“一气苍茫接混冥，眼前鲲鹿拥重瀛。渡江名士如相问，此是人间野史亭。”

　　诗中如是描述：《台湾通史》要写的台湾，本是存在于一气苍茫之中，原始而混沌，后来有了开发，而有了台南（鲲）和鹿港（鹿），拥抱着重重叠叠的大海。渡海而来的名士如果问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请你告诉他，这是“人间野史亭”。

　　为了写史，连雅堂自然收集各方面的史料，这是必然的；但中国传统文人没有记载史事的习惯，更多是将感想写成诗句，因此他收集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诗。以诗证史，在诗中寻找史事、史迹，感受当时的氛围，他知道这些难得的诗句，会是台湾史很重要的一部分，若未编辑成书，以后将散佚难寻，成为絶版，因此他再奋起编辑《台湾诗乘》。

　　“余撰《诗乘》，搜罗颇苦，凡乡人之诗，无不悉心访求；即至一章一句，亦为收拾，固不以瑕瑜而弃也，志乘凋零，文献莫考，以昭来许，差胜于空山埋没也。”

　　《台湾诗乘》六卷，搜罗了自明代郑成功复台前后到乙未割台的三百年间，诸家有关台湾的史事及山川风物的诗篇。作者不仅是文人，也及于官吏、乡绅、诗社等。为了便于诗文的考证，连雅堂也加上批注、品评，让诗文与山川、人文、史事互证。对台湾研究者来说，这却是一件收集考证完备的文史工作，为后来的台湾研究者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功底。这真是功德一件。

　　出完了《台湾通史》连雅堂的大愿已了，他只想暂时离开浩繁的卷帙，用旅行来抚慰疲惫的身心。于是他计划一趟较长的旅行，经过上海，再到日本长崎，至平户祭悼郑延平，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再去东京看看在此读书的连震东，也做了演讲。

　　回到台湾时，正是文化协会初创时期，为了启发民智，文协请他开了《台湾通史讲习会》，台湾人当知台湾史之说，便是从那时开始。他的演讲颇受欢迎，却招来日警的注目，在讲到清朝割让台湾，唐景崧于乙未反抗时，一再被监视的日警高喊“中止”，最后终于被取消了。然而文化协会仍到台湾各地办理文化讲座，以启蒙作为抗日的思想准备。

　　这是台湾抗日运动从噍吧哖事件学到的教训：武装抗日絶对敌不过，唯有走向现代性的群众运动。而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让全世界卷起左翼运动的风潮，大陆有“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本则有劳动党、劳动农民组合等的成立。

　　几年后，文化协会创办者之一的李应章，即在彰化开始带领蔗农起而反抗，爆发“二林事件”，成立农民组合。随后简吉在高雄也成立农组，并结合为全岛的台湾农民组合。

　　在写作中感到疲倦的连雅堂再次想起旅行。他决定给自己一个长假，到杭州西湖，去实践他曾许诺的“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的愿望。他在西湖找了一间玛瑙山庄作为居所，在六桥湖光之间，品茗写诗。然而战争很快来临，1927年北伐战事一起，湖波再无安宁，他只得带着家人重返台北。

　　飘荡无根的辗转，他感到疲倦了，而台湾缺乏汉文书可读，愈发感到寂寞，于是在一个年轻朋友的鼓舞下，决定开一间书店，专门进口汉文书，店名就叫“雅堂书局”。书局请了一个年轻的店员：戏剧工作者张维贤。

　　张维贤在当时可不是一般店员，而是戏剧界小有名气的导演。在社会运动团体里，张维贤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孤魂联盟”，为了启蒙，他们早已在彰化、新竹、台北等地举办了多次演出。演出剧目有田汉的《婚姻大事》等。由于演剧精彩，颇受观众的欢迎，1927年更在台北演出三个晚上，将收入捐赠聋哑学校。演出剧目分别是：第一夜演《芙蓉劫》，第二夜演《金色夜叉》，第三夜演《母女皆拙》、《终身大事》及《你先死》。1928年1月，《星光》利用春假期间，在北市永乐座日夜连演十天。

　　此时张维贤二十三岁，而连雅堂已经五十岁，两人相差了二十七岁，连雅堂却壮心如青年，支持这个年轻人的戏剧活动。张维贤和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结盟，发行杂志，又和劳工团体结盟，鼓励抗争。因此招致日警的注意，7月14日，对孤魂联盟展开大搜索，许多文书被没收。张维贤因无犯罪证据而释放，但孤魂联盟也无形中宣告解散，一心追求戏剧艺术的他决定赴日本筑地小剧场进修，学习表演艺术。

　　连雅堂在张维贤要离开时，特地送他一本谈无政府主义的书。

　　这是连雅堂未曾被看见的一面。因为写《台湾通史》，编《台湾诗乘》而有深厚古文功底的他，一直被视为是传统文人，却不知他思想如此开明，如此贴近年轻的反抗之心。

　　两年后，张维贤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和“台湾劳动互助社”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组成“民烽演剧研究会”，决定招募演员，为训练他们的艺术素养，他为演员开了音乐、戏剧、表演、文学等课程。最有意思的是，他请连雅堂来开课，讲授“台湾语研究”。而连雅堂也很妙，借由这个课程，一边研究台湾语，一边将台语与中国古典文学连结起来，开启了台语词源研究的先锋。

　　然而，此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先是在日本大肆搜捕日本共产党人，禁止劳动农民组合、工会等活动，随即也在台湾展开大逮捕。台共、台湾农民组合、文化协会等干部，相继被逮捕判刑，形势已不仅是风声鹤唳，而是没有社会与文化运动的空间了。

　　张维贤关上演剧研究会的门，赴日本进修剧场。而连雅堂只好把台语研究的内容，找一个刊物继续连载。

　　从反抗的视野看，我都很难想象在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时刻，连雅堂仍在无政府主义的剧场教台语课，那不是和日本政府的皇民化政策唱反调吗？而生性并非激烈派的他，似乎也只能用语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化底藴，去扺抗日渐深浓的帝国主义寒冬。

　　连载两年后，他出版了《台湾语典》。这是第一部考释台语词源的开山之作。连雅堂以深情而遗憾的口吻说：可惜了，台语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藴，台湾人却不知。序文写道：

　　“余台湾人也，能操台湾之语而不能书台湾之字，且不能明台湾之义，余深自愧。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流既远，其流又长，张皇幽渺，坠绪微茫，岂真南蛮鴃舌之音，而不可以调宫商也哉！

　　余以治事之暇，细为研求，乃知台湾之语，高尚优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于周秦之际，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试举其例：泔也、潘也，名自礼记，台之妇孺能言之，而中国之士夫不能言。夫中国之雅言，旧称官话，乃不曰泔而曰饭汤；不曰潘而曰淅米水，若以台语较之，岂非章甫之与褐衣，白璧之与燕石也哉！又台语谓谷道曰尻川，言之甚鄙，而名甚古。尻字出于楚辞，川字载于山海经，此又岂俗儒之所能晓乎！至于累字之名，尤多典雅，糊口之于左傅，搰力之于南华，拗蛮之于周礼，停困之于汉书，其载于六艺九流，征之故书雅记，指不胜屈。然则台语之源远流长，宁不足以自夸乎！”

　　能够在屁股这句台语中，溯源到《楚辞》、《山海经》，将通俗的生活用语，溯至无比典雅的古文，这才是连雅堂贯古通今、雅俗融会的学问所在。《台湾通史》出版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已有许多台语研究著作，可谁又曾感念，那开山之作是来自连雅堂，那是多么深厚的功底，以及对台湾历史、文化多么深沉的爱。最后，他编写成《台湾语典》一书，留了后人追索。

　　然而，军国主义的幽灵已笼罩全台。逮捕社会运动人士的大审判正在展开之际，蒋渭水却在此时过世。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连雅堂写下这样的诗句：

　　《哭蒋渭水》：人海沈迷百鬼嗔，秋风凄絶稻江滨。十年牢狱身甘入，一死轮逥志未伸。党锢艰危思范滂，宾筵寥落感陈遵。中山主义谁能继，北望神州一怆神。

　　此诗写的是哭蒋渭水，但在当时，不仅蒋渭水曾入狱，谢雪红已在狱中，被判刑十二年，农民运动领袖简吉，被判刑十年，其他不计其数的抗日志士，悉数入狱，诗中所写的“十年牢狱身甘入，一死轮逥志未伸”，何尝不是为所有被逮捕抗日志士悲恸。在这时刻，他感叹昔日风风火火的社会运动已被禁锢，而中山先生的思想，要由谁来继承呢？

　　怆然北望，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可他的心未死，他不甘于这死水的环境，更不愿意忍受这军国主义横行下的压制。更何况，九一八事变已预告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战争必定要分出胜负，他预估日本必败，唯有至此时，台湾纔可能重返祖国怀抱。因此，他一方面命连震东赴大陆，投入故友张继的帐下，为建设中国而效力。一方面自己也回到台南故乡，过起退休的生活。

　　1933年，五十五岁的连雅堂壮心犹在，遂决定再度远行。这一次，他决定到上海和女儿一起住。

　　远行的船舶渐渐离开码头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这是最后的旅程了，频频回首，仍难掩壮志未酬的忧伤，写下这样的诗句：

　　饮马长城在此行，男儿端不为功名。十年宿志偿非易，九世深雠报岂轻。

　　北望旌旗诛肃甚，南归俎豆祭延平。中原尚有风云气，一上舵楼大海横。

　　他的心中的愿望是收复台湾，南归后要去祭拜延平郡王。而对殖民帝国的国雠家恨，在他笔下成了“九世深仇”，事实上雅堂是迁台第七世，是以他把自己的孩子，和即将出生的孙子都算上了，是家族的九世深仇。

　　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充满决战中原、收拾旧河山的大气魄，五十五岁的连雅堂仍有着少年时代游侠的意气。一如他在写完《台湾通史》后所写的一首诗所呈现的心志：“韩潮苏海浩无前，多谢金闺国士怜。从此不挥闲翰墨，青山青史尚青年。”

　　1936年6月28日，连雅堂病逝于上海。他所留下的《台湾通史》却仍保存着“尚青年”的志气，召唤永远年轻的扺抗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