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华文化是当前社会和学界的热点议题。在如何继承和阐扬中华文化问题上，各方仍然存在很大争论，一些看法尖鋭对立，其中既有把孔老夫子重新请回神坛这样的认识，也不乏“全盘西化”才能最终走向现代化那样的断言。这样的争论100年前就开始了，100年后可能还会继续。我不知这样的争论是否很有意义？我感到，我们更应认识到的是，从中外历史经验看，随着一个国家社会物质条件的逐步发达，其自身文化往往会随之复兴、繁荣和发展，没有一个国家的灿烂历史可以与其文化传统相割裂。一些国家，如近代日本，其走向现代化固然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但是其成功的文化转型依然建立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石之上。换言之，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届论坛探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路径比之泛泛争论“西化”与否，更有现实意义。这才是真议题。

　　当回溯中华文化灿烂悠久的历史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道理，就是“盛极而衰”，或者“历史周期律”。我所思考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国运几经由“盛极”走向“衰败”的巨变中，文化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呢?

　　文化上繁花似锦、万紫千红未必是好事，为社会提供正能量才是沧桑正道。所谓国家的强盛时代，往往既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也是文化大繁荣的年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物质的繁荣给人以享受，文化的繁荣则给以享受的同时，更给人以价值的趋向、言行举止的准则。在这里，文化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影响人们行为准则的因素，往往不仅包括当局、社会、法律强推的规矩、方圆，更有力量的是文化，特别是其中藴含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至少就个人主观世界、内心深处的言行原动力而言如此。当文化极度繁荣、文化发展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时，在强大的物质文明的驱动下，颓废的文化往往会趁隙而起，不断蚕食着国家初创、艰困时期所凝聚的克难文化，代之以风花雪月、青楼梦寻，奢靡无度、攀比斗富，及时行乐、醉生梦死，文恬武嬉、颟顸无为，直至心无敬畏之念头，行乏底线之坚守，胆大妄为之极！当迦太基人把人的生命标价并精确到个位数时，这样的人组成的国家不衰才怪；当古罗马人沉迷于透支巨资堆成的斗兽表演时，罗马军团的战斗力随之下滑，由此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中国历史也是如此，大唐、大宋，宛如翻版：文化何其发达，人们的文化消费何其奢华，但跌落得何其惨烈，过程又何其令人唏嘘感叹。

　　历史上文化艺术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候，恰恰是社会颓废、官场腐败、人民不满聚集上升的时候。唐朝未能保持“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之精神，盛唐时代阳光浪漫的诗句，为后来杜甫的悲天悯人埋下了伏笔，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的臣子们都还“如痴如醉地进入另一种习惯性准备：准备当夜的诗会，准备明天的乐舞，准备河边的郊宴，准备山间的论道”（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岳麓书社2011年第一版P259）；李清照词中凄凄惨惨戚戚的情怀，何尝与其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宋都汴梁“垂髻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的文化气息无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艺术修养极高的皇帝竟然成为亡国之君？南唐后主、宋徽宗的帝王“业绩”与其艺术成就是多么不相称，但细想起来，又是多么地相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谁还慷慨悲歌！因此，我们今天谈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谈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问题，一定要接受历史的教训，至少要弄清一个问题：哪些文化给我们民族、国家以正能量，能使我们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激情；哪些文化给民族、国家以负能量，在表面光鲜靓丽的背后，蚕食着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健康的肌体和进取的动力，输送给社会以颓废的毒素和沉沦的基因。

　　英国文化名人毛姆曾讲过：“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对人类品性的影响，除非文化能使品性变为高尚、有力。文化的作用在于裨益人生，它的目标不是美，而是善”。文化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应是任其开放、任其挥洒，而是要有导向的开放、争鸣。文化人担当着社会责任，要有历史的眼光、社会的担当，做为国家、民族保持强盛而教化民众和社会的组织者、影响着、导向者。要把上进的文化推向社会，特别是道德文化。至少，底线是不能以金钱导向，不能鼓励无原则“吃文化饭”，否则将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个表述说明，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国采取的将是引导、疏导的方式，不是放任、不管的方式，这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态度。

　　如何进行导向？就是首先要有明确的价值指向。这个指向既要内涵普世价值，又要服从民族传统价值，当普世价值与传统价值发生矛盾的时候，普世价值应当让位于传统价值，传统价值优先。第二是要符合政治体制的特点。使得文化要素与政治体制相互融合、和谐发展，而不能互相矛盾，平添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三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从大历史观出发，登高望远、深谋远虑，超凡脱俗、一尘不染，不能鼓励急功近利。当前尤其要警惕经济至上、商品拜物教思想，正确区分文化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使文化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同时，避免重蹈文化繁荣潜移默化腐蚀国家发展根基的历史覆辙。第四是要为各类文化活动制定行为规则。不能泛泛地提要求、泛泛地导向，这样的做法落不到实处。要做到在文化的继承、发展、推广等各个环节，以及处理文化与社会其他领域关系等方面，都有矩可守、有章可循、有警可预。

　　每当我想到甲骨文头几位研究保护者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在中华民族那样艰难困苦的年代为中华文化而献身的事迹的时候，我都十分感动、自信；而每当我看到赚得盆满钵满的某些“文化人”被媒体追捧、被年轻人向往的时候，我更感到深深的忧虑、无力。“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费尔巴哈语）。


　　郑　剑：作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