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有关抗战史的讨论在去年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的场合，两岸与国际学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深入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两岸的领导人都在适当的时机发表谈话强调“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的重要性。

　　大约在去年同一时期，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主办了一场名为“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省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台湾、大陆和日本学者参与，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学术上的讨论。例如，大陆学者质疑为什么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没有立即抗日；而台湾也有学者引用1937年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讲话，这些敏感的议题讨论，尽管有时彼此针锋相对，但大多是根据史料进行理性讨论。林泉忠：《名家观点——两岸合写史书可期》，《中国时报》2015年10月2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25000356-260109

　　在今年，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举办《抗日战争时期之蒋介石先生》新书发表会，前总统马英九与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应邀与会。马英九致词时再度提出两岸公布各自政府的档案，共享史料，共同合作，共修战史。陈耀宗：《再谈两岸共修抗战史 马英九：不该只有海峡这边才能写》，《风传媒》2016年7月7日。https://tw.news.yahoo.com/再谈两岸共修抗战史-马英九-不该只有海峡这边才能写-061500763.html

　　从前述讨论，我们可以瞭解大家对两岸历史学者专家共同研究和书写对日抗战的这一段历史充满期待，也早已经展开了各式的交流活动。当然，官方的支持，尤其是开放相关的史料是达成目标的重要助力。两岸领导人已经表达了支持立场，如何积极进行呢?

　　二、两岸共同书写抗战史：新闻媒体篇 

　　过去有关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史是比较偏向军事政治，而在新闻传播方面甚少着墨，这是本研究特别强调的新方向。我们必须体认在抗战十分艰难的状况，中国的新闻事业在从业人员的坚持和努力，以及政府和各方面的支助下，仍然持续报导，记録着战事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社会的状况。

　　在新闻供应方面，中央通讯社（以下简称“中央社”）扮演重要的角色。肩负内外传播重责大任的中央社，在战火中是持续发展壮大的，且成为全国最大的新闻机构与传播中心：在抗战期间直接服务各阶层报刊合计约两千家，驻外单位从1936年的4个增加到1945年的11个，是世界第六大通讯社之一。中央通讯社编印：《七十年来“中华民国”新闻通讯事业》，中央通讯社1981年，第28-29页。 此处特别要标明的是中央社在抗战期间派遣30个以上的“随军组”（包括战地特派员一人和电务人员一至三人）随军采访，甚至潜伏敌后进行秘密采访报导，以地下电台和总社联络，这方面获得的信息更是难能可贵。刘志祥：《中央通讯社的转型》，风云论坛1998年，第40页。无党无派《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就曾表示：“战讯的供给，主靠中央社，武汉如此，其他各地更不待论。各报特派员的通讯，虽然常有情义并茂的杰作，但一般的报告责任，却靠中央社同仁平凡的实践。”《中央通讯社的转型》，第42-43页。

　　在抗战期间，国内主要报纸纷纷迁往重庆。首先在重庆复刊的是《中央日报》，该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属报纸，代表政府发言。一直致力于国际和对付日本的虚伪宣传；接着是来自天津的《大公报》，这是无党无派报纸，1938年被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推选为该年最佳外国报纸；再来是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由于是军报，所以对战讯的报导特别注意；《新华日报》是共产党言论机关，特色是通讯多，标题和新闻尽量用白话，读者对象为中低阶层。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三民书局1984年，第420-421页。

　　然而，原来的上海和港粤的报纸在日本占据的情况持续发刊，也值得一书。在上海租界当局采取中立政策后，华文报纸纷纷与有正义感的外国人合作，恢复出版，例如《申报》《新闻报》《文汇报》等。这些用洋商名义出版的报纸，都能主持正义，报导确实的消息，对日本的虚伪宣传给予迎头痛击。同上，第423-428页。不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反日、反汪精卫伪政权的报纸都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办报者认为香港可能是避难最好的地方，也是宣传抗战的一个好据点，所以一些财力雄厚的报纸到香港发展，如《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成报》《星岛日报》等，又加上香港本地原有的报纸，如《工商日报》《华侨日报》等，它们的言论自然是支持抗战。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1-262页；《中国新闻史》，第430-432页。

　　其中值得一提的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英文报纸（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它们在抗战期间持续发行，其报导有可观之处。可惜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也被迫停刊。

　　广播宣传方面是抗战时期对为宣传的重要工具。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国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广”）扮演的主要角色。为了争取友邦支持，强化我国之国际地位，“中广”在重庆建立对国际播音的发射网。中国广播公司：《中广六十年》，中国广播公司1988年，第2-3页。“中广”于1939年2月6日在重庆建立了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向北美、欧洲、南洋、日本、苏联东部，定向播音，国外听众可以清晰收听。吴道一：《悠悠一甲子》，收録于《中广六十年》，中国广播公司1988年，第30页。 值得留意的是，“中广”在每晚播音结束后，回放当天新闻精要，缓慢报告，重复两次，以使收音员笔録。前揭书，第31页。

　　此外，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以培养无线电通信员及收缴的无线电器材来建立对外广播宣传的工作。1940年12月30日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广播，直到1943年。哈艳秋、张帆：《国共合作背景下抗战广播宣传的特点及其作用》，《现代广播》2015年第11期，第93-94页。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说明新闻传播媒体在抗战期间的文字和语音的记録十分珍贵，反映出当时军民同心一力抗战的艰苦历程。海峡两岸各拥有这些媒体的信息，例如前述中央社、中央日报和中广公司都是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且资料存放在台湾。如果能将这些数据汇整，进行论述，这正反映出不同于史家的另类抗战史，可以正史互相辉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将“密勒氏评论报”在抗战期间的报导翻译成中文刊行，这是从外国记者的观点来描述中国的对日抗战，十分具有参考价值。密勒氏评论报着，李同华译：《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中国的抗战》。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之外，当时记者根据个人在抗战期间采访的报导和经验撰写成书，例如，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曹聚仁：《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上下卷，东方出版社2015年。这两类在大陆出版的数据是模范，可以进一步拓展。而新闻从业人员的敏鋭观察、论述必然会建立一个社群，产生很有价值的贡献。

　　三、两岸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史：机会篇

　　第一个提出论述的是我们看到民间的活力，如何共同努力研究和书写了抗战史。这个计划缘起于1999年无意发现的一批抗战照片，引发了一群青年的热忱，探寻抗战期间缅北和滇西战役，这就是“国家记忆”制作团队的出现。他们主要是一群来自大陆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和执着，不断地发掘真相，再加上一位民间企业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所提供的资金，他们完成了历史壮举。团队成员之一晏欢的外祖父就是率领中国驻印军50师攻打缅甸密支那的师长潘裕昆将军。他们为了制作抗战期间在中缅战区发生的事情，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二战时期缅北和滇西战场”所拍摄的照片。他们精选出280余幅精彩影像及精确珍贵的照片说明，再加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力先生，意义十分重大对抗战期间中缅印战场的概述，以两岸合力的方式完成了“国家记忆”这本专著。章东磐主编：《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泽宇文化2013年。此外，他们将所搜集的珍贵照片和其背后一件一件可歌可泣、扣人心弦的历史情节串连在一起，先后在深圳、云南、台北等海内外展览。这项民间发起计划，他们群策群力的达成目标，所展现出的勇气和精神说明瞭共写抗战史的模范。

　　值得庆幸的是各方面学术机构的投入使有关抗战史的研究愈来愈多元和丰富，这样建构出一个更适于两岸学者共同讨论研究的平台。很值得注意的是位于美国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在抗战史方面的投入，而负责的是出身台湾且为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博士。自2012年起，该所推动“重探抗战史”跨国研究，以“人与战争的关系”“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两概念为主轴。对于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及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提出新观点，幷且在2015年9月底在台北举行《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1938) 》新书发表会，该书结合台美中日英学者参与，有中日学者共写章节，另有四名日本学者参与撰写但不希望被列名。夏小华：《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邀台、美、中、日、英五国学者共写抗战史》，《自由亚州电台》2015年9月29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x1-09292015112544.html 对日抗战的历史能够引发国际史学界的重视，且两岸学者都参与其事，为两岸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史铺陈了很好的基础。

　　大陆海协会于2015年在沈阳举办的“冯庸大学及抗战史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实例。这次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位来自两岸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冯庸生平事迹及冯庸大学在抗战中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倡议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甚至共同筹组出版社，刊行抗日战争之史书。汪莉绢：《冯庸大学研讨会“两岸共写抗战大百科”》，《联合报》2015年11月2日。 冯庸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并曾担任东北军空军司令，但是眼见中国遭遇的内忧外患，为了“工业兴国，先育人材”，散尽家产兴办冯庸大学，特别成立航空专业，购置七架新型飞机供教学使用，为国家培育了许多空军飞行员，例如高志航烈士等。《联合报》2015年11月2日。在1948年他随同国民政府到台湾，历任高雄要塞司令、台电董事，于1982年过世。

　　四、两岸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史： 挑战篇

　　两岸共同书写抗战史的一个有利点是在台湾方面相关史料的保存和开放。可是，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却发现了开倒车现象，也就是限制了史料完全开放。我们的批判是基于前面讨论到中国大陆“国家记忆”时，制作的团队前往美国华府搜集相关资料时所获得的支持和协助。

　　蔡英文当局上台前后，多次对外公开宣示，在兼顾个人隐私情况下全面开放相关档案资料，公开真相，促进和解，如此才能促进和解，“为黑历史划下句点”。管婺媛：《直言集／别让蔡英文的承诺 毁于历史》，《联合晚报》2016年7月29日。http://udn.com/news/story/10128/1860445但是，蔡英文新当局之国史馆馆长吴密察却在2016年7月底表示，从八月一日起国史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拒絶陆港澳三地学者调阅馆藏数据，并将国内学者申请预约时间拉长为15天，一改过去到馆“随借随看”模式，这自然引发国内外学者质疑，甚至联名要求更改。管婺媛：《拒絶陆港澳学者调阅资料 国史馆：据法依规》，《联合晚报》2016年7月29日。http://udn.com/news/story/10128/1860398国史馆收藏大批1949年前政府相关档案，一直是研究近代中国史学者重要的学术资源，作为所谓历史学者的吴密察应该以更开放态度和立场来鼓励活化这些档案，鼓励各方学者阅览及运用，必要时甚且可以提案修法。可惜的是，吴密察现在却用了各种行政藉口，限缩档案的阅览和使用，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戕害。

　　五、结论

　　两岸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历史是建立两岸人民共有社群的重要一步，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期待的一项发展。从前面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两岸领导、学术界和许多有识民众的参与，已经为这一项愿望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典藏在两岸各类公私档案馆的庞大资料更是推动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史的重要保证。共同研究和书写抗战史的一个被忽略的面向是利用新闻传播媒体的信息来建立平民观点的历史，已补充正史，并互相辉映。尽管目前两岸关系面临到瓶颈，但是只要两岸有识之士把握住这个方向，一定能够有所突破，并逐渐实现这个愿望。


　　邓中坚：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