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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大会演讲

  1895年是一个多事年头。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成了120年还谈论不完的话题,成了120年后的今天还必须研究的问题。1895年3月,严复译的、或者说严复“做”的《天演论》开始在中国思想界流传。也是在1895年3月,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天演论》的底本是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赫胥黎在他的书里描述和论述了世界进化的三种模式:宇宙过程、园艺过程和伦理过程。赫胥黎解释说,宇宙过程指“在自然状态中引起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倾向是“调整植物生命类型以适应现时的条件”;园艺过程是“在人为的状态中引起变种进化的过程”,其倾向是“调整条件以满足园丁所需要培育的生命类型的需要”。按照我的理解,日晒霜冻、风蚀虫啄,草木因“天工”存絶有别,这是宇宙过程;温室育秧、棚架扶藤,瓜果缘“人事”硕大有加,此乃园艺过程。至于伦理过程,则是一个“情感的进化”与“社会结合的逐步强化”同步的过程。赫胥黎解释说,人具有一种天赋的“自我肯定”的倾向(“简单说来,就是只愿意做他们所喜欢的工作,而丝毫不去考虑他们所在的社会的福利”),这种倾向的力量是“在与外界自然状况的斗争中取胜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如果任其在内部自由发展,也就成了破坏社会的必然因素”。因此,赫胥黎主张用“情感”即人际关系上的“同情”来实行“自我约束”来加强社会结合。宇宙过程(物种进化)和园艺过程(变种进化)都属于生物进化的范畴,伦理过程(社会进化)则是赫胥黎的发明。

  作为翻译家,严复恪守“信、达、雅”的原则,他在《天演论·译自序》里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信不诬也。作为思想家,严复不用“直译”、也不满足于用“意译”来表达他对赫胥黎的理解,他还用“复案”即严复的按语,痛快淋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鲁迅说“严复毕竟‘做’过《天演论》”。在严复“做”的《天演论》里,或者说,在作为严复论著的《天演论》里,他征引中国先哲班孟坚(班固)的话“不能(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来表达他对赫胥黎伦理过程的理解,准确概括了赫胥黎的伦理过程。同时,正如轻松将译述当做论述,严复轻松地将赫胥黎的伦理过程学说定位为不是“吾家所寡有者”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国货”。至于伦理过程的两个要点“情感”与“社会结合”,严复选择的对应词或者说同义词是“感通”和“合群”。“感通”心灵契合也。1905年胡汉民在《民报》撰文指出:自严译《天演论》之书出,“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兹举《天演论》在台湾的影响而言之。也是在1905年,台湾诗人连横《丙午除夕书感》有句曰“漫谈天演论成败”。其后连横又有“尘尘世界无公理,民族生存日竞争”“合群作气挽洪钧,保种兴王起劫尘”“世界入大同,进化循其轨”“天演太奇诡”“物竞炎炎中,天择存有几”“合群力则强”“尘尘人物界,天演日开张。优劣无分别,吾生贵自强”“竞争循进化,人治战天行”等诗句涉及《天演论》的思想和术语。其中“合群作气挽洪钧”和“合群力最强”最可注意。“洪钧”指天,杜甫诗有“气转洪钧”句,《天演论》亦有“洪钧既转”语;“合群”即“社会结合的强化”,这是伦理过程学说的两个要点之一。“合群作气挽洪钧”和“合群力最强”包含了“社会结合的强化”和“与天争胜”的思想。1907年,有“台湾哲人”之称的李春生《天演论书后》出版。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也有《天演论》影响的痕迹。例如,赖和的小说《斗闹热》语涉“优胜”“劣败”“竞争”等;天游生的小说《黄莺》有“我们是乐天安命主义的,也是个人主义的,全不懂合群的利益,怎样的生存竞争”的话。

  胡适《四十自述》谓:“《天演论》出版以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瞭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后,这个‘优胜劣败’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絶大的刺激。几年之中,‘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诚哉是言也!胡适说得对,《天演论》“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包括风行到台湾;近代中国思想界从《天演论》接受了“优胜劣败”“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严译术语,接受了“与天争胜”的竞争和抗争意识、“怵焉知变”的危机和改革观念、“自强”“合群”的团队精神。胡适《四十自述》谈的是他少年以后亲历的情形,对其幼年的发生的乙未(1895)大耻辱并未提及。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四月十四日换约生效的《马关条约》是中国积贫积弱、国运衰败的大暴露。约之第二款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列进“划界以内”,“永远让与日本”,是为割地条款。

  我要指出,在这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1895年初四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黄宗鼎、罗秀蕙“取具同乡京官”台湾进士叶题雁、李清琦“印结”,向都察院上书,扺制《马关条约》,其文乃以“台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

  我还要指出,我们也有历史教科书的问题。“《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结束”的说法就是一个问题。1895年3月23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起而组织义军,孤军奋战,扺制日本侵略军,直到1895年九月初三日台湾全岛沦陷。“忠勇可用”的台湾人民将中日战争延长了5个月又10天。台湾诗人洪弃生的《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録》)详记了台湾人民历时5个月又10天的英勇斗争。《台湾战纪》的第一个刊本是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的。弃民和孤军的历史遭遇,在台湾地方史也在台湾在地人心中留下抹之不去的伤痕。1895年以后每一个年头每一个年代,台湾人民不得不面对种种特殊的历史遭遇。对此,我们当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举例言之。《马关条约》换约生效的1895年4月14日是新历5月8日。日据台湾当局将1897年5月8日作为“台民去就”的最后期限,愈此期限仍留居台湾者即被动地丧失中国国籍、被动地取得日本国籍。有些人离开了台湾,更多的人离不开台湾。当我们说离开了台湾是“耻为异族之奴”,离不开台湾的人不也“耻为异族之奴”吗?离开了台湾的人和离不开台湾的人不是有着相同的苦楚在心头吗?

  日人据台以后,尤其是1937年以后,日据当局要求台湾人民改用日本姓名。某些人改了,更多的人不改。当我们说某些人有日本姓名,我们能说明什么呢?对于改名换姓的故事,我们难道不应该多一些瞭解和理解吗?

  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之下,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更加显得重要。

  现在回到《天演论》的话题上来。在严译术语里,“优胜劣败”“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确如胡适所言成了“熟语”和“口头禅”。然而,“感通”一语是引用率最低、影响因子最小的。质言之,赫胥黎伦理过程学说关于用情感来强化社会结合的基本论点不被看重。鲁迅曾以“沙聚之邦”和“一盘散沙”来描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危机:人际冷漠、麻木、不善感通。五四时期,凡是正面宣扬“爱的哲学”和情感力量的作品如冰心的作品,凡是正面揭露人际隔膜和情感危机的作品如叶圣陶的《隔膜》和鲁迅有关“围观”场面的作品,都成了名篇、都拥有很多读者。赫胥黎关于强化社会结合和用情感来强化社会结合的基本论点,或者说,《天演论》关于“合群”和“群道”由“感通”而立之说,颇切合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但它只是部分地引起部分中国思想家的注意。《天演论》问世120年后的今天,“感通”终于以其对应词、或者说同义词“心灵契合”成为两岸同胞的“熟语”和“口头禅”。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先生说:“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和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同时,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陆13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是祖国统一的步调和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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