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高雄诗篇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他的创作经验及其乡土与民族相通相连的文学观，值得总结。高雄是余光中创作、教学与生活的故地，将成为华人艺术胜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标。 

　　一

　　余光中教授是享誉华人世界的大诗人，又是扎根高雄市的在地诗人。他的高雄诗篇将归结于中华文化宝库，其创作经验及关于乡土与民族相通相连的文学观，值得总结， 一九八五年初，中山大学创校校长李焕邀请余光中到高雄，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余光中愉快地接受并公开表明：“我来高雄，不是来享受文化，而是来开垦文化，我是归人，不是过客。”当时，《中国时报》副刊是作家“必争之地”，余光中却停掉他在该报开的专栏，转而为高雄在地的《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开“山海经”专栏。 

　　从此，余光中以高雄人自居自傲，他盛赞南台湾的山海风光和淳檏民风。他说：相对于台北的阴抑，我已惯于南部的爽朗。相对于台北人的新鋭慧黠，我更倾向于南部人的乡气浑厚。余光中在高雄生活了32年，发表了三百首诗，内容丰富包括：山水、物产、时事、环保等。 

　　时事诗有《敬礼，木棉树》，对木棉击败玉叶金花、木兰，高票当选高雄市市花表示祝贺。也以市花的竞选对比政治上的竞选，对贿选大加针砭——这才是美丽的选择/不骂对手，不斩鸡头/要比就比各自的本色/红仙丹与马樱丹/黄槐与木兰/把路人引诱过来的/不是红苞，（诗人在诗后记注明，红苞是“红包”的谐音）是红葩/你最生动的竞选演说/是一路烧过去/满树的火花……。还有《拜托，拜托》、《深宵不寐》、《海外看电视》、《白孔雀》、《无缘无故》、《读唇术》、《同臭》、《深呼吸》、《飞越西岸》、《秋后赖帐》、《夜读曹操》、《高尔夫情意结》（三首）等诗歌。这些诗歌，有对政治作秀嘴脸的勾勒，对媒体炒作喧闹的厌恶，对多年来台湾政局动荡的不满和不安。

　　环保诗有《控诉一支烟囱》、《警告红尾伯劳》、《挖土机》，而不仅仅是标语口号，有奇想有妙喻警策。如《控诉一支烟囱》中将烟囱比喻为“流氓”、“毒瘾深重的大烟客”、“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把整个城市当作私有的一只烟灰碟，诗歌发表后，高雄市议员曾以它在议会上质询高雄市环保局。《警告红尾伯劳》从遍地的捕鸟器谈起，警告鸟类当心，以免在烧烤店里被倒挂，只有“向反了的天空去寻找/远在西伯利亚/不归路那头的家”。说挖土机，是贪婪逐利的象征，“嗜土的样子就像嗜血/那一排无可理喻的怪牙/只要一口咬定/就缺了一大块风景”。它总是蛮横而且狰狞怪叫——“凡我到处，谁都挡不住……你要的风景吗，还你！”一阵骨碌碌之后，吐出一大口泥沙……美，已从无奈的指缝/从合污的岛国永远失踪”。

　　1986年，余光中为木棉花文艺季创作主题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谱上曲合唱团演唱，希望文化的春季将高雄人民的正直热忱勤奋檏实友善的民风由南向北传向全台。他还与众多诗人在高雄许愿池畔举办“许愿之夜”，率众吟诵他的《许愿》：让所有的鸟都恢复自由/回到透明的天空/不再怕有毒的云雾/和野蛮的烟囱让所有的鱼都恢复自由/回到纯净的河川/不再怕骯脏的下游/发酵的河岸让所有的光都恢复自由/回到热烈的眼睛/不再怕僵硬的面孔/和冷漠的表情。

　　余教授亦曾在我的垦丁天鹅湖湖畔别墅饭店里，为垦丁国家公园诗文摄影集作序，他说：“……在挖土机、扩音器、猎枪与烟囱之外，为人、为神、为万物保留一片清净的乐土……游人徜徉其间，可以消闲度假，养性怡情。学者往来其间，可以观察自然，研究生态……这世界，是万物所同住，神人所共有，凡有生命的都有权利。让草木鸟兽各得其所而生机无碍。让我们以虔敬与感激的心情来爱惜这世界。所谓天堂，原在人间。” 

　　物产诗主要写南部的水果，有十余首。诗人说，这也是他诗歌的“本土化”，“岛之南部，素有水果王国之美誉，一位诗人在齿舌留香之余分笔颂歌一番，该也是应尽的本分”。 

　　山水诗更是杰作迭出。余光中在中山大学的教授宿舍住了将近十五年。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就着书房的视窗，都可以越过凤凰树梢，俯眺船来船去的高雄港，把眼光放得更远，越过长堤一般的旗津，浩阔海峡尽在望中。 

　　晴朗的日子，空气纯净透明，海阔天空，尽收眼底，最美的是目光尽处那一条水平线，渺渺令人玄思无限，天和海在那里交界，云和浪在那里汇合。海的轮廓，永远不能让人接近，更不能把它追逐到。但就是这样一条欺眼的幻线，可以无中生有地将远方驶来的船只淡出，也可以将出海离港的巨轮拐走。居住在海的隔壁，无壁可隔的隔壁，这里的浪潮之壮，水平线之玄，海上落日之美，还有气势宏伟的港和深宵低鸣的船笛。 

　　黄昏时分，落日成了美感的焦点，一切遐思和远望的靶心，天苍苍海茫茫之中的游目因它而定位。 

　　深夜，伏案写诗，似乎只有孤灯相伴，汽笛一声，货轮进港了。诗人忽然体会到世界之大，还有人陪他醒着，分担着他的寂寞，倍感温暖…… 

　　中国大陆有漫长的海岸线，中国人自远古时代就不断地望海，出海，讨海，从徐福探东海到郑和下西洋。但仍以内陆文化为正宗的汉族，海洋在文学中长久以来得不到应有的表现，虽然庄子有南溟的逍遥游，曹操有《观沧海》，但都只是片断。不比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史诗，到康拉德和梅尔维尔的小说，海洋的壮阔神奇和种种令人莫测的性格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余光中的高雄诗篇具有开拓之功，他实地描摹海港的繁忙和海轮的出港： 

　　向那片盅蓝巫蓝又酷蓝，无极无终/伸出你长堤的双臂/一手举一座灯塔/向不安的外海接来/各色旗号各式名目的远船/吞吐累累货柜的肚量/吃水深邃，若不胜长程的重载/远洋的倦客踏波而来/俯仰更颠簸，历尽了七海/进港的姿态却如此稳重/船首孤高，傲翘着悬崖/后面矗一排起重机架/楼舱白晃的城堡，戴着烟突/驶过堤口时反衬得灯塔/纤秀而小，像一对烛台/……/更外面，海峡的浩荡与天相磨/水世界的体魄微微隆起/更远的舷影，幻白贴着蒙蒙青/已经看不出任何细节了/隐隐是艨艟的巨舶两三/正以渺小的吨位投入/卫星云图的天气，众神的脾气。 

　　他写海涛——是骤生也是殀亡的典礼/刹那的惊叹，转瞬的繁华/风吹的一株水晶树/浪放的一千蓬烟花/为何偏向顽石上长呢？/为何偏向絶壁上开？/壮丽的高潮为什么/偏等死前的一霎纔到来……

　　他写海岸——……远方，是蓝幽幽的天色/近处，是黑阒阒的地形/只有中间闪动着一片/又像是水光又像是时光/从一个吹笛的银梦里/满满地流来。 

　　他写海边黄昏的苍茫时刻，写西子湾边的月色有异，也写海峡阻断而形成的思乡梦境；写高倍望远镜中的岬头和石几，精细而写实；写望海的遐思，抽象而缥缈： 

　　比岸边的黑石更远，更远的是石外的晚潮/比翻白的晚潮更远，更远的/是堤上的灯塔、比孤立的灯塔更远，更远的/是堤外的货船/比出港的货船更远，更远的/是船上的汽笛/比沉沉的汽笛更远，更远的/海上的长风/比浩浩的长风更远，更远的/是天边的阴云。

　　此诗层层推进，由近（岸边）及远（石外晚潮——堤上灯塔——堤外货船），由目及到声闻，由声闻到触觉（长风）。长风之后回到阴云，又由虚转实，似乎技穷，谁知诗人凭空一翻，又写出：比暗暗的阴云更远，更远的、是楼上的眼睛全诗戛然而止。楼上的眼睛，是想象之物，又是实在之景，以此作结，妙在视点转换，将望海人望海之景转为被远方眼睛观照之境。全诗简洁而生动地呈现出一幅幅画面，层层推进，逥环交叠，匀称而不单调；最后一句，则主客易位，更具有一种巧结连环的意趣，引动一种交相投射的哲思。海天壮阔的场景，让诗人怡情养性，让诗人有壮阔与神奇可供笔下驱遣，诗人将高雄港，将南中国海，收入诗中，从此西子湾高雄港就为诗人所有，为诗人所有之后，也就为天下的读者所共有。 

　　这些诗歌及诗人参与和推动的一系列文化活动，都表明瞭诗人对高雄乡土的深切而真挚的情感。 

　　二

　　余光中是行吟诗人，行遍关里关外，大江南北……新大陆他踹过三十多个州，五大洲他走过四十几个国。但他更是乡土的歌手，是闽南土著金陵子弟川娃儿，后来又成了台北街坊，香港山人，高雄西子湾永久居民，他是一个扎根乡土大地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余光中是个自觉的乡土诗人，一辈子都以他的乡土情结为荣。他感恩每一处抚育他成长的百姓和大地，他不断地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他未出娘胎的子宫，儿时的摇篮，成人后的床和枕。2018年5月，已知生命，在为中央电视台《朗读者》録制的节目中，他用苍劲的嗓音，吟诵他的诗歌《民歌》，诗中展现了莽莽的黄土地孕育的这首“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的民歌。它自诞生以来，响彻华夏大地，“风也听见/沙也听见”。然后，从黄河到长江，不单是地域的扩大，而是展现了我们民族精神所经历的艰苦悲壮的历史行程，“鱼也听见/龙也听见”，鱼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后又将笔触伸入更高层次的生命，民族精神的传统化为个体生命，“醒也听见/梦也听见”。终篇是“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哭也听见/笑也听见”。这个吟诵，作为一个挥别的手势，一个永恒的定格，让亿万华人热血澎湃，让亿万华人闻之落泪。 

　　早在1972年，台湾乡土文学论争汹涌展开的前五年，余老就明确指出，相对于‘洋腔洋调’，我宁取‘土头土脑’，此处所谓‘土’，是指中国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国感，而是实实在在纯纯真真，甚至带点稚拙的民间中国感。……不装腔作势，不卖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滥用典故，不效颦西人和古人，不依赖文学权威，不怕牛粪和毛毛虫，更不用什么诗人的高贵感来镇压一般读者，这些，都是‘土’的质量，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国尺来量中国泥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2年以后，余光中的乡土经验更加宽广，乡土情怀依旧浓烈，从少年时用川语写《扬子江船夫曲》到过世前不久写泉州老家永春荔枝，凡70年。在当今华人世界，像他这样持久不断地深入故国脚踏乡土，不断地将各种民间情景族群风物化为诗文的作者，少之又少。 

　　一些提倡乡土文学的文人，有太多“应该”的观念而无深厚的观察和体验，他们的作品往往缺乏感人的力量，只是一种表态，或者流于一种姿态。对于这一偏颇，余光中有清醒的剖析：“其实，为大众写的作品，尤其是强调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未必真是大众喜欢的读物，许多感时忧国或者为民请命的作品，其实只有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在读，自己在感动。有些社会学批评家，自己写不出雅俗共赏的文章来……他们强调的大众化，恐怕也只是企图使大众接受他们认为正确而健康的那一类文学而已。这种充满革命热忱的浪漫主义，真要贯彻的话，只恐既非文学，也非大众之福。” 

　　三

　　对于四十年来台湾文化圈（包括台港澳的华人文化圈）内的中国文学，余光中在《向历史交卷》一文中强调了它的特殊性，他说：在台湾，平时与战时的难以划分，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难以谐和，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价值脱节，大陆迁来海岛的郁闷心境和怀乡情绪，二十年来（1950—1970）表现在作家的笔下，相激相荡，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一种异于五四早期新文学的所谓现代文学。

　　现在，大陆也经历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难以谐和，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价值脱节”，两岸文学交流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两种曾经被割裂的文学的融合。 

　　经历了香港时期，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大陆游历演讲，与大陆作家会晤，余光中对大陆文学和中华文学的历史传统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一九八九年，他在一部由十六位著名作家编选的文学大系的序言里写道：台湾的文学该如何定位呢？历史到了目前的急转弯大转弯处，必然有人会着眼于它和大陆的血脉相连，梦魂相牵，也有人会着眼于它和大陆的时空相悖，境遇相违。

　　接着他回顾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标榜地域特性的文学流派，以及在政体或种族上与汉族有差异的文学家。他指出：在当时，这种差异想必都颇重要，但放在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流里，久而久之，当然都同其逥旋而起伏了。

　　无论身在大陆，在台湾，还是在海外，只要能用中文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就必然成为中华文学中的传世瑰宝，这是余光中所坚信的。当然，判定作品、作家乃至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的价值，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更长的时间上来考察衡量，文学艺术的成就并不像科学或体育那么容易鉴定，设定几个指标，便一目了然。 

　　七十年代末期，有些作家以台湾为一岛屿而感到孤立、气馁；也有人说台湾囿于地理，文学难见伟大气魄。余光中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反对因为处于地域或政治的边缘就患上文学自闭症。早在一九八〇年他就说过：岛屿只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竟因此在主观上强调岛屿的地区主义，在情绪上过分排外，甚至在意识上脱离中华文化的大传统，那就是地区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他一直坚持这一观点。 

　　同时，余光中也反对因处于地域中心政治中心而自命为文学主流，而将中心之外的文学贬为支流。他认为，台港澳及海外的杰出作家们总加起来，其分量未必比大陆轻许多。有四十年，文学在大陆陷入低潮或濒于停顿，而此时，中华文化传统却在台港澳及海外绵延不絶。他说：蓝墨水的上游虽在泥罗江，但其下游却有多股出海。然则所谓中原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其意义也似乎应重加体认了。

　　进入九○年代，在台湾，有一种势力要极力否定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愿接受中国历史，企图割断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的关系。他们视中国文学为外来文学。在这样的气氛下，谁声明要坚持做一个中国作家，那简直是负有“原罪”。 

　　余光中说：在台湾，一位不识时务的‘中国作家’要承受两方面的压力，一面来自排斥中国文化、反抗中原霸权的‘文化乡土化’；另一方面来自美国文学理论颠覆第三世界各民族传统的‘文学国际化’。他也无奈地说过，当这样一位中国作家来到大陆，他又被划为台湾作家，评论他的标准也常常是思想是否进步，有无爱国精神，能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 

　　面对这种种压力，余光中一方面拥抱乡土，一方面寻根大陆，放眼世界。他认为，闭岛拒陆或是坐陆凌岛都是单向心灵，都是自闭自囿，都是用偏见、浅见隔絶两岸文学心灵的活跃交流。 

　　笔者肯认，余光中注重两岸乃至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他不断提倡和参与有助于光大中华文化、活跃艺术创造的交流。但他不会改变自己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写作立场，这就是，不唯此起彼伏的口号、主义马首是瞻；而以中华文化为本位，歌咏大陆山河，拥抱人民大众，弘扬中华文化。

　　以“中国结”为题的诗歌，余光中写过两首。第一首写于初到高雄，一九八六年三月。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我要的只是放松/却不知该怎么下手/线太多，太乱了/该怎么去寻找线头……两年后，他又作《中国结》，似乎已经为“放松”找到“线头”。那就是脚踏实地，亲近生活其中的大地，把握当下，以此缓解永远的郁结，沉重的心结。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曲折而缠绵，靠近心脏，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脐带隐隐，靠近童年。 

　　第二首《中国结》里“心脏”和“脐带”的比喻，已经表明瞭诗人对创作、对生活新的定位。所谓的家，不应只是祖传的一块地，更应是自己耕耘的一块田。对于台湾成长的作家，台湾自然就是他们的家，这也许不是出生权，却一定是出力权。余光中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又说，两岸开放交流以来，地理的乡愁固然可解，但文化的乡愁依然存在，且因大陆社会的一再改型而似乎转深。此时，他的乡愁诗并不算多，却有了新的风貌。节奏放缓，感念沉潜，乡愁不仅是故乡的思念，故地的追寻，还是历史文物和艺术精品中藴含的民族记忆。乡愁已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它就是脚下的土地和身旁的人群。 

　　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本土，是今人远征的初始起点。一迈步，脚下已经开始离开本土了。由此可知，本土文化的生命在于延伸，与别人的本土碰触、交接乃至融汇变异，由此不断拓展，扩张自己的文化“领土”。 

　　笔者综论，台湾乃至高雄，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和特殊的文化经验，以及建筑其上的文化传统。如果自恋自闭自溺，用减什么或者去什么来框定在地文化，在地传统将日益狭隘终成窒息。余光中用“加”甚至是“乘”来展示台湾在地文化的内涵与经验，并没有消减了“本土性”。相反地，他使在地色彩有了民族乡愁的重量，他的高雄诗篇扩张了台湾本土情怀，赋予它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语彚。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余光中创作、教学与生活的高雄，将成为华人文化艺术胜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标。我将尽地主之力，尽快实现这一理想。


　　林富男：作者系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