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生产网络谈两岸命运共同体

　　“生产网络”是新经济地理学用来探讨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空间分布情形的重要概念。国际贸易的常识告诉我们，国家与国家或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由于要素禀赋不同，依据比较优势互通有无，彼此都能获利，因此形成了国际之间产业分工和相互贸易的需求。过去，这些分工和贸易主要出现在最终的消费品上，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扩大加深，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产品，被分割为细致的工序和零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和组装，形成了供应链上产业内乃至于产品内的跨境组合。我们如果把这些供应链摊开在地图上，观察其中要素流通和产业群聚的地理分布情形与交织串联状况，就得出了生产网络的分析。Dieter Ernst,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Vol.11, No.6, pp.497-523.；Jeffrey Henderson, Peter Dicken, Martin Hess, Neil Col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9, No.3, pp.436-464.；Peter Dicken,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虽然通讯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网络涵盖的地理范围得以大幅扩张，但是，运输成本、靠近市场、和集聚效应等等考虑，则会限制扩张的幅度，幷且促使生产要素流动出现地理集中现象。从全球格局来观察跨国生产网络的分布，可以发现到区域化的走向，同时，主要形成了欧盟、北美、以及东亚这几个比较显着的区域生产网络。Mitsuyo Ando and Fukunari Kimura, 2003.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East Asia (Working Paper 10167).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 3.其中，与海峡两岸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或枢纽原本是由日本担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地区的产业发展曾经出现过“雁行模式”的现象，就是工业先进的日本，先将本身的夕阳产业向韩国和台湾移转；韩国和台湾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将夕阳产业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移转。这种由日本扮演飞行雁阵中的领头大雁，向两旁小雁做产业梯次移转的过程，曾经是理解东亚地区产业发展脉动很好的视角。Knanme Akamatsu,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Issue Supplement 1, pp. 3-25.

　　不过，由日本担当东亚生产网络龙头的情形，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产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脉动是，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庞大的市场规模、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供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支撑，搭配上产品供应链细致化程度加深，零部件贸易份额增长，以及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成立自由贸易区，东亚生产网络在全球经济舞台的份量不断加重，逐渐成为各个区域经济板块中，参与成员最多、生产品项最广、创造价值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生产网络。同时，在这个生产网络中，中国大陆的份量不断上升，日本的份量逐步下降，整个运作的枢纽或核心，逐渐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吴湘宁：《东亚区域合作分析─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喻春娇：《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效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从生产网络的视角出发，当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产品供应链迈向跨境布局的时候，有需要在境外成立工厂，或者有需要在境外找寻合作伙伴的厂商，很自然地会先往地理距离邻近、要素供给充份、市场规模够大，因而在生产和销售上具有优势的地点移动。顺着这样的逻辑来看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与经贸往来，我们发现，地理距离邻近的先天条件和产业集聚成形的后天配套，为两岸的产业合作与经贸往来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基础。

　　两岸之间虽然隔着台湾海峡，但是，距离不远。随着两岸直航开启、大陆交通设施改善、以及大陆物流业进步，两岸之间要素流通与组合的运输成本得以降低，可以串联出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网络。同时，台商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的现象，发挥了相互支持和规模效益的功能。近年来，这些集聚中竞争力较强且积极性较高的台湾厂商，配合大陆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官方政策的导引，迈开了移转或者扩增生产据点的步伐，在大陆其他地区或城市建立了更多的产业聚落，使得许多台商得以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全球性的大厂。

　　换句话说，基于地理距离邻近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产业集聚会发挥规模效益和产生路径依赖作用，再加上大陆的市场规模庞大、经济增长快速和基础设施改善，台湾的企业在进行跨境布局时，优先考虑连结大陆，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同时，大陆本身也培养出了许多世界级的大企业，有能力主导产品供应链的串联，它们在组合产品供应链时，也会考虑到运输成本和集聚效应，因而对于台湾特别青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出口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销往大陆，并在近年来每年享受到超过千亿美元的对大陆贸易顺差。如果没有对大陆贸易的顺差，台湾每年得承受五、六百亿美元的逆差，经济成长的动能将会大幅萎缩。

　　所以，从物质文明建设的脉络切入，情势很清楚，就是海峡两岸在产业分工和经贸往来上呈现出高度的要素互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当然，伤的程度，台湾远远超过大陆。也就是说，由于大陆可以提供台湾最丰沛的互补要素，再加上市场规模庞大、成长力道强劲，台湾经济最好的出路就是抓紧大陆经济成长的势头，善用大陆市场的互补要素，两岸携手，赚全世界的钱。舍此不由，妄想绕过大陆市场搞什么“新南向政策”，只是舍本逐末，浪费资源，得不偿失罢了。生产网络的视角告诉我们，两岸基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形势的支撑与约束，需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融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二、从社会网络谈两岸命运共同体

　　除了从生产网络的视角可以看出台湾需要和大陆共同构建物质文明的命运共同体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网络”的分析看出海峡两岸构建物质文明命运共同体的利基所在。

　　在产业分工和经贸往来的布局中，厂商选择落脚点或进行供应链串联之时，除了考虑运输成本之外，还需要考虑交易成本。在生产网络的分析里，运输成本和规模效益的影响获得了比较多的注意，交易成本的问题相对隐而未显。就此而言，新经济社会学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观点，帮助我们瞭解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是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中的，这些活动牵涉到个人、角色、群体、以及组织等等多层次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模式，要分析这些关系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就必须要发展出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社会网络”就是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或切入视角。Mark Granovetter, 2002.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in Mauro Guillen, Randal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pp. 35-5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看产业分工或经贸往来，生产网络的串联除了受到地理条件的导引与限制外，也会受到社会文化和人脉连结的影响，进而决定买卖是否能达成，以及其中交易成本的高低。即便是在讲究成本效益的资本主义现代市场中，经济活动还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谈起生意，总是比同个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要麻烦些。所以，当我们理解经济活动时，不能忽略掉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经济活动或产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交易成本的高低。做买卖的双方如果语言不通，做事习惯不同，完成交易所支付的信息搜集和沟通协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海峡两岸由于同文同种，没有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两岸做生意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的支付，这是两岸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和经贸往来的利基。同时，由于语言文字相通，海峡两岸可以在互联网上形成没有空间和文化障碍的互动关系，更进一步减少地理距离的影响。于是，台湾企业在产业分工和经贸往来上，自然会产生与大陆连结的偏好。

　　除了强调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镶嵌性之外，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还认为，人类社会实际的经济活动或交易行为，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发生在抽象的利伯维尔场当中，循着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找到产品适当的价位和供应量，达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实际上是镶嵌在一张张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里，人际关系的串连或社会网络的运行则会受到文化背景、制度规范、地理范围和交友情况等等因素的影响。Mark Granovetter,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91 (November), pp. 481-510.

　　从这样的视角切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岸经济社会关系的密不可分。自从蒋经国在1987年底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路线以来，大量台商和台干涌入大陆市场。这些台商和台干在大陆工作与生活所开拓出来的人脉关系和所积累的在地知识，形成了一张张的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构成了一个个可以交换信息和聚拢资源的平台，这些平台为两岸推动产业分工和经贸往来铺奠了基础，有利于两岸形成优势互补的组合，携手赚全世界的钱。

　　所以，无论是从生产网络或者是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进行分析，海峡两岸在物质文明建设的脉络上，都有着先天条件和后天形势的坚稳利基，有利于营造两岸一家亲的命运共同体，携手赚全世界的钱，共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上，此种利基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两岸构建精神文明命运共同体的动能，让海峡两岸不只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可以互利共赢，还可以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心灵契合，复兴中华文化就是引发和增强此种动能的主要途径。

　　三、复兴中华文化与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潮流趋势中，逆全球化的事件或阻抗力量也纷至沓来。从911恐怖攻击事件，到金融海啸，再到英国脱离欧盟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美国为人类社会制度最后归趋的“历史终结”论，不断被挑战和否证。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反而是他的老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强调各大文明矛盾的“文明冲突”说，似乎更符合世界情势的变化。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和“使美国再次伟大”为要求，所采取的贸易保护行动，特别是对中国大陆发动的贸易战，更让人类世界陷入了纷乱局面。

　　幸好中国大陆并没有因而被牵引到错误的响应方式和发展方向。就在川普上任的稍早几天，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撑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呼吁世人不要错误地解读和不明道理地反对全球化。在论坛的主题演讲中，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交往。他承认，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全球化像是一把双刃剑，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时期里，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都会加深，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然而，这些都不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理由。

　　习近平认为，经济全球化虽然带来了新问题，但是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他建议世界各国，要采取主动作为和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能够更多地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再平衡；同时，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另外，则是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决反对保护主义。他认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瞭风吹雨打，但也隔絶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中国会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同时，中国将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而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

　　习近平呼吁的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相处对待之道以及其中开放包容的精神，有着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藴，是“行王道，施仁政”的孔孟之道，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期勉中国人在国家富强之后，要做“王道的干城”，不做“霸道的鹰犬”之主张。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大陆能够如习近平所说，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然后，透过孔孟之道的发扬，采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对待之道，大陆将有机会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走出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构建出和谐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海峡两岸同文同种，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共同享有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的宝藏，当然更容易营造出精神文明的共同体。问题是台湾緑营或独派的政治人物不愿认同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相连和文化传承，不肯承认“九二共识”，一心想要透过文化台独和柔性台独的小动作，不断往渐进台独的道路迂逥前进，让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横生枝节。

　　不过，我们已经从生产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分析看得很清楚，台湾不可能绕开大陆市场找到足够的成长动能，这是经济规律。这项经济规律不会因为政治操弄而转弯，台湾的政客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就得付出经济代价。进入21世纪之后的台湾之所以沦入“闷经济”的困境，成长迟缓，景气低迷，就是因为不愿顺应经济规律，不敢大开大合地与大陆展开产业分工和经贸往来，以至于成长动能不足，只能困在“闷经济”里往下沉沦。所以，不愿和大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台湾，不会有成长的动能，不会有光明的前景。

　　四、结语

　　今年2月28日，由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联合其他29个中央党政机构，发表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31条》”。这是依据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以及逐步给予赴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同等待遇”之后，大陆有关单位奉行指示的具体动作。这一方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习近平“言出必行”的领导风格，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大陆对台工作的信心与大气。

　　“惠台31条”操之在我地对台湾同胞开放大陆市场，给予同等待遇，让台湾同胞优先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对于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利于构建物质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如果进一步，再大力复兴中华文化，做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必然会在两岸之间形成心灵契合的融合力量，有利于构建精神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信，以物质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作为依托，精神文明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将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具体行动中水到渠成，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伟大贡献。

　　庞建国：作者系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理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