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曲折发展

　　文化既包含物质层面的意涵，更重要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意涵，包含瞭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反映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晚期迄今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素质、民族特点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的物化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有机整体。”娄杰：《中华文化与祖国和平统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迁与祖国大陆的命运一直紧密相连。16世纪中叶后，在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台、澎地区多次受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日本等国的侵扰，它们通过宗教和办学等方式，压制中华文化，但都没有太大效果。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3年郑氏政权归顺清政府，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之下，中华文化更加深入扎根台湾。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强占台湾，由此开始了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配合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尤其是1937年以后，殖民当局在台湾强力推动日语普及运动，破坏台湾民众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台湾传统试图彻底改变台湾民众的文化和国家认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遭到许多台湾同胞的扺制和反抗。日本战败投降后，“皇民化”政策随之终结，但也留下了不少后患。到1945年，600多万台湾民众中，80%以上会读写日文。有近五万台湾人在日本的殖民体系中任职，加上他们的近亲，总共有大约30多万台湾人在生活上依附于日本总督府辖下的各级机关或民意机构。李功勤：《中华民国发展史》，台北：幼狮出版社2002年，第194-195页。正是在这批人中，产生了李登辉、金美玲等一批对殖民统治充满怀念、带有浓厚“日本情结”的人，他们蔑视中国，诋毁中华文化，阻挠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台湾光复以后，台湾民众怀着强烈期待重新投入祖国怀抱。但由于当时整个中国依然处于动荡和战乱，台湾民众最初的“光复”体验很快在“二·二八”前后的社会动荡中遭遇了新的挫折。国民党主政台湾后，一面开展“再中国化”的文化教育，一面在“反共”的背景下，在岛内实行严苛的高压统治。这就使得台湾长期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努力与“反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给后来两岸合作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台湾“本土化”背景下对中华文化观念的解构

　　1980年代后期，台湾加快了政治转型的步伐。在政治“本土化”过程中，文化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多元化，中华文化的根基不断受到冲击。在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和学者极力推动“去中国化”，质疑“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加紧建构台湾本土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新台湾人”、“台湾生命共同体”等概念不断出现，并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转化为实际的政策行为，不断“重构”和扭曲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严重冲击。比如，有的独派学者提出，“我们目前应该做的，应该不只限于提出台湾独立的诉求。而是以一个运动的方式，促成民族认同的形成：包括发掘民族的历史，‘在合理的范围内’重构民族的历史、民族的骄傲等。这当然需要时间。然而民族认同的形成本来就需要时间。”吴乃德：《国家认同龢民主巩固：冲突、共生与解决》，辑于游盈隆主编《民主巩固或崩溃：台湾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在独派学者的叙述中，中国文化根本不是台湾文化的主体；他们强调的是台湾文化的多元性。比如，郑钦仁讲，“（台湾的）现代文化具有她的特色，一方面是自大陆移植而来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外来的世界性文化，两者互相交织而成的。在形成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者或互相影响，或掺杂幷存，或互相融合而浑然一体，成为现代文化。”郑钦仁，《历史文化意识对我国政策之影响》，台北：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1989年，第14-15页。

　　也有独派人士把台湾文化归为“海洋文化”，以区别于大陆文化。姚嘉文引用Oswald Spengler 《西方的没落》和Arnold J. Toynbee的《历史研究》中的理论，认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前后移入台湾地区的人民，因与原住民及东西洋国家血液及文化融合、渗透的结果，形成了新的民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此地人民逐渐完成海国民族的生长历程，具备海国民族的特质”。姚嘉文：《南海十国春秋》，台北：大村文化1995年，第57页。“海国民族”与“陆国民族”有许多不同的特性，其中包括对海洋看法的不同。姚嘉文这个说法这是典型的“台湾民族论”，与史明《台湾四百年史》的论调是一致的，只不过姚嘉文强调的是台湾文化的所谓海洋特性。正如黄嘉树所言，这一套“属文化主义”的台湾民族论，其实质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它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的地理环境，会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更无法解释“大陆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与“海洋国家”之间，为什么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在如今交通、通讯极度发达，世界范围的人员、文化交流高度频繁的时代，再来强调海洋、大陆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恰恰是封闭、僵化的思维形态。黄嘉树：《两岸风云冷眼观》，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

　　在以台独立场对台湾文化进行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影响被人为地降低了，相反，殖民侵略台湾的外国列强，都顺理成章地被当作先进的现代文化，成了台湾文化现代化的功臣。

　　台湾的独派学者对中华民族大加挞伐的时候，一些支持台独的外国学者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他们对“中国”的存在本身就加以质疑。冈田英弘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并不是中国。“当时的中国只是清朝的一个殖民地，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不存在的国家是不可能割让领土的”，“将满清视为由满州人为帝的中国王朝是对史实的认知错误”。冈田英弘：“台湾的历史认同和清朝的本质”，载《马关条约一百年——台湾命运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4月15日至17日) (论文集) ，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自由时报出版，第1-2页。卖力质疑“中国人”、“中华”概念的日本人有司马辽太郎。1994年他与台湾的李登辉对谈时讲：“汉民族的代表性王朝是宋和明，其他王朝皆由异民族所建立。古代的唐及元、清都是异民族。”转引自曾祥铎编着《李登辉批判》，台北县：中华民族团结协会，1996年，第295页。

　　就历史文化的观点来看，郑钦仁、冈田英弘、司马辽太郎等等这些人以纯粹以血缘来质疑中华民族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台湾学者翁明贤和魏宇成就指出，虽然历史上没有王朝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但所有历朝历代统称为中国，“中国”是历史、文化、地理与政治之综合性词称；“一个中国”本身乃是一个变动概念，任何朝代或政权均无法单独拥有或排斥中国。至于现代国家法律政治概念的“中国”，则是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才有的。翁明贤、魏宇成：“建构一个分工的中国 ——从永续发展思索两岸和平与中国未来”，“2000年国家安全战略情势评估：不对称战略思考与作为”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0年3月25日，见www.future-china.org )。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构成要素。这方面，钱穆先生的见解很有启发。他认为，文化的中国也就是民族的中国。“中国从来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民族转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里，只成一个民族，由中国人创建了中国。这种国家，乃由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理想所产生。至于西方现代国家，如英如法如德，都只要做一个帝国的基础，是一种武力国家。而在每一国家之内，也并不是只有一个民族。”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第24页。因此，从文化的观点讲，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么如何看待异族统治时代呢？这个问题上，钱穆的观点同样很有启发性。他讲，“我们在历史上也有亡国的时候，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还存在，因国亡了还有家。”“一个一个的家，那是最坚强的打不破的细胞，潜伏在那里，屹立在那里。”“蒙古人跑进中国；中国政权又亡了，但中国的社会没有亡。社会怎么没有亡？因有中国式的家庭。”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第26页。其他时代，包括五胡乱华到南北朝、满州统治等等，都是如此。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国的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生机所在，而不是导致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罪魁祸首，而这个中国文化核心的“家”的文化，正是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坠的最主要原因。

　　在政策上，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现今的台独势力，他们致力塑造区别于中国和大陆的“台湾认同”，打着本土化的旗号，要求大家既然“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就必须“爱台湾”，因为热爱共同生活在其中的土地，是谁也无法反对，实际上则包含着“去中国”甚至“去中华”的危险用心。李登辉利用了台湾本省籍民众长期以来对外省人把持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情绪，把台湾民众要求政治民主的主张，扭转成国家认同上的“本土化”，以“新台湾人”、“台湾生命共同体”等口号作为推进政治台独的文化基础。在李登辉的眼中，民主化本身只是一个手段，“本土化”才是主要的目标，所以他讲，“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长久以来，台湾人民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权。因此，‘自主’应该是台湾民主化所应致力实现的目标”。李登辉、中岛岭雄：《亚洲的智略》，骆文森、杨明珠 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页。而且他认为，“认同的追求，是主导未来台湾政治发展的中心议题”，李登辉、中岛岭雄：《亚洲的智略》，骆文森、杨明珠 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页。所以他强迫大家必须做“新台湾人”，“国民的‘台湾意识’愈强愈好”。古森义久：《我的台湾，我的人生：李登辉访谈纪要》，台北：中央日报社1998年，第23页。在这样的战略思维之下，中华文化自然成了贬低和打压的对象。

　　三、过度“本土化”立场下部分台湾精英对祖国大陆和中华文化的错误认知

　　与台独政治立场相应的是民进党和其他独派人士对与祖国大陆和中华文化的种种错误认知，这些错误认知有误读的因素，也有部分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刻意扭曲。比如，姚嘉文从大陆和海洋文化的差异出发，推演出中国南北必将分裂的结论。他认为，“北方海洋化的速度远不及南方，而其所遭受的阻力又大，整个中国全国无法齐一前进，现代化政策受阻，南方不耐，只有各奔前程”。姚嘉文，《南海十国春秋》，台北：大村文化1995年，第57页。他还引用他自己的所谓政治预言小说《台海一九九九》中“南方人”的话：“我们不脱离北方，就无法阻止像南水北调这种工程”。姚嘉文，《南海十国春秋》，台北：大村文化1995年，第69页。作者是把自己的一套思维框架强加到北方、南方这两个地理名词上面去，而看不到中华文化对整个中国发挥的巨大凝聚作用，其结论当然是荒谬的。用南北差异的观点来看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并把台湾作为南方的代表，这样的学者还有不少。1991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协会年会上，林碧照发表一篇关于两岸关系的论文，为台北的“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作一番辩护。其理由是：虽然台北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但台北需要经济空间的政治条件；而大陆方面，虽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要巩固政治地位则需要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需要政治空间的经济条件。他认为，“纯粹以人口和面积来计算，台湾与大陆是不对等的，但是台北的经济活动范围，尤其是贸易、金融、海运和西太平洋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双方是对等的。如果把港澳地区也计算在内，经济政治力量的区分几乎就是南北的对峙。”林碧照，“争取经济空间的政治条件——从两岸关系论台北的外交空间”，［台］《问题与研究》第30卷第7期(1991年7月)，第9页。基于这样的自信，台北是把发达国家作为外交突破的重点，希望北京不要反对台北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或者提升与工业国家的关系。林碧照，“争取经济空间的政治条件——从两岸关系论台北的外交空间”，［台］《问题与研究》第30卷第7期(1991年7月)，第6页。

　　四、加强交流合作，巩固两岸共同文化根基

　　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正进入新的转折阶段。在文化政策上，民进党当局打着“本土、多元”的旗号，继续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试图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历史文化的血脉联系，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衕，但其危害是十分严重和深远的。当前，中华文化在祖国大陆各个阶层均受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在海内外正形成发展复兴的新机遇。就两岸关系而言，我们应继续维护海峡两岸交流渠道的畅通，推进多层次的两岸文化交流，让两岸同胞应携起手来，共同扺制“文化台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8-239页。两岸的教育学术界、新闻传播界以及各阶层应加强交流合作，在交流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减少相互之间的错误认知，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文化根基。

　　陈开和：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