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总会原秘书长、台湾著名作家、诗人杨渡出席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合办、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承办、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等协办的第四届中华文化论坛。在第二场大会主旨演讲中，杨渡以“1949渡海传灯人”为题做主旨发言。他表示，中国有很好的教育的文化。无论时代怎样变动，战乱怎样剧烈，很多知识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会选择留下来把文化传承下去。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时代的印记，每一个家族的记忆都是大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孤立的个体，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远比分歧多。 

　　杨渡从其学生时代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师长谈起，回忆了他在学生时代所受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他高中就读台中一中，老师之中就有齐邦媛、齐治平、杨念慈（小说家）、楚卿（诗人）、蔡仁厚（新儒家）等。这些老师都是历经抗战、内战的烽火，流离半生，渡海来台，在杏坛上，觅得一方净土，就那样安静地生活下来，为台湾，为文化传下灯火。 

　　杨渡说，他曾写过《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一文（收在《暗夜传灯人》一书中），刊登在报纸上，之后就接获了许多朋友、老师、同学的电话，“仿佛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现过那样的老师，特别在中学的阶段。”那是人生中最需要指引，最需要热情，最有理想的年代，“我们何其有幸，遇见那被历史的烽火所锻炼出来的无数生命，他们历经苦难而回归平凡沉静，他们走入台湾社会的底层，寻找一方安静的教席。在艰难的岁月中，互相扶持，在民间深深播种，为台湾传承文化的血脉，文明的灯火。” 

　　他指出，一九四九的历史变故，让台湾负担起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一百二十万流离失所的人、心灵与生存的重荷，它给台湾带来戒严的时代，政治的压抑，两岸对峙的冷战，但它也带给台湾另一种苦难的力量，记忆的力量，和文化的灯火。一九四九年后，唐君毅曾写下一文《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谈到文明因内战而毁灭，流离，文化不再能依靠一个稳定的大地空间来承载，而是要靠流浪的人“灵根自植”。而这些流浪的人，流离的人，果然传承文化的灯火，让中华民族没有花果飘零，而是落地生根，繁花盛开。

　　杨渡专门用一页幻灯片列举出了这些“渡海传灯人”的名字，他们有南怀瑾、王攀元、李曼瑰、姚一芊、江兆申、殷海光、杨念慈、俞大纲、周德伟等。 

　　杨渡表示，中国有很好的教育的文化。无论时代怎样变动，战乱怎样剧烈，很多知识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会选择留下来把文化传承下去。台湾从之前的“花果飘零”变成现在重回中华文化甚至可以有所创新的局面，要感念1949年渡海传灯人世代，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藴塑造了今日的文化创新。 

　　他指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时代的印记，每一个家族的记忆都是大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孤立的个体，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远比分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