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一生做了三件事。

　　一是编祖父《章太炎全集》，其中《章太炎演讲集》上下册、《章太炎医论集》系我编订，由此形成了《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章太炎》、《后死之责——我与祖父》、《面壁集》五本专著。二是两岸关系研究，形成了《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两岸关系与中国崛起》、《统一探究》、《论统一》、《我与两岸关系三十年》五部专著。其他形成的编着无论也。这二项工作几乎占满了我整个人生，如同在不断地爬山，过了一山又一山，这是我不得已为之的“事业”。而我一生真正喜爱的工作却是绘画，这是我从自幼的爱好，贯穿了我小学中学、充当教员、经历文革，直到粉碎“四人帮”，嘎然而止。进入社科院后，我虽然没有机会作画，但对绘画的锺爱，对美术的兴趣，对国家美术事业的关怀，丝毫未减。这种爱，是发乎内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基因。

　　我曾经将早年的绘画作品，请好友拍成照片想留作留念。朋友们觉得仅仅拍成一册照片可惜了，他们干脆为我印制成一本画册，上面由张森先生为我赫然题写了“章念驰画集”五个大字，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我实在构不成“画家”，羞于见人，也很少送人。有一次，我大胆地送了一册给陈丹青先生，他是绘画的奇才，当时他在六十一中学念69届，我教70届，一起搞搞“大批判专栏”，算有一面之交。他凝视我的画册，看了好一会儿说：“我很少画风景，章先生的风景画得比我好！”这是他自谦的话，多少有点礼貌性，但我听了很当回事，因为他肯定了我的绘画，毕竟是行家评语。今天我八十岁了，拿出这句来吹吹牛，想说我在绘画上毕竟下过一番功夫，也属于我从事过的一件工作吧。

　　我大概是六、七岁爱上绘画的，当时只是喜欢看绘画作品而已。我们家大概最不缺少的就是书籍，而我叔父的书房兼卧室，更是摆满了各种进口的杂志与书籍。1947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他的书房成了我成天泡在那里的天堂，饱览了各种现代的书籍与图片，尤其文艺复兴的经典作品，虽然看不懂内容，但图片上的人物与风景，深深刻印到了我心灵之中，建立了对绘画艺术的欣赏能力。于是我养成了涂鸦的爱好，涂涂画画，临临涂涂，临了不少人体与风景，但不知怎么给父亲瞧见了，虽无责备，让我大窘。

　　读小学时，美术老师姓陈，是一位老太了，却很懂美术，她带我们静物写生，也到公园写生，我的一幅中山公园写生还得了校一等奬。她还带我们去老画家去访问，我清楚记得去过冯雪父老画家家，冯老给我们介绍自己作品。这些如种子种到了我们心田里。中学在育才中学，美术则乏善可记。而高中（我读得是师范）的美术老师姓鲍，也很懂美术，尤其有一副艺术家派头，还带我们去他家看他收藏与作品，我的石膏像素描及透视基本功是他传授的。

　　师范毕业后到民办小学任教，有了很多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绘画与阅读上。书是越来越无书可读，除了“毛选”与“老三篇”，文化的饥渴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尤其像我这样“黑五类”子弟，左不得，右不得，只有从事绘画与乐器，才是有益无害，也是唯一出路。所以“文革”十年，出了不少画家与音乐家，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现象的。

　　于是我在业余练素描，临摹名作，到处写生，自己制作了一个油画箱，背了它到处绘画，穿了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骑了一辆破自行车，从大街到田头，若无旁人的自由自在作画，自得自乐，自我欣赏，不可救药的沉迷于绘画之中，因为这没有人问你“什么出身？”没有人说“不允许画画”，心里非常充实。虽然我一无所有，没有学历、地位、金钱……，但我有这小小的“一技之长”而感到自豪。世界给了我这样小小的角落，让我不至于完全看不起自己！

　　“文革”降临，我这种人不可以去“串联”、“拉练”、“干校”……落得了不少清静，但我还是去帮写大标语，绘大批判专栏，倒有了许多意外收获，绘画专长大大派了用场，至少绘画的颜料可以不用化钱了，画剩的颜料比比皆是。于是我自制了油画的纸板与工具，形成自我一派的绘画风格。因为我没有受过高等专业教育，所以在绘画的用笔上完全自说自话，不按章法，没有套路，居然几乎不用笔，而完全用刮刀制画，连水粉画也如此。绘画最讲究笔墨，讲究用笔用色的方法，不入其门，无从下手。因为我没有受到正规教育，所以逼得你自己去闯出一路来。这恰恰符合我的性格，独来独往，无矩无束，随心所欲，天性追求一种自由自在。

　　我用心用力绘画，从来没有想过去当职业画家，从绘画中讨口饭吃，而完全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满足与追求对美的渴望，去填补这个岁月中精神的贫乏，使你生命更加精致。绘画必定画你认为最美的事物，绘画过程就是反复欣赏你绘画对象的一个过程，尽量的汲取这种美丽与情调，这是何等幸福。所以懂美术的人多了一种福气，这就是“眼福”！ 

　　一张油画写生，我一般只用二三小时，时间长了，我没有条件放置，出去写生一天，往往可以完成两幅，但这是很累的活。有一次去苏州写生，恰遇赵丹一行，他在绘画方面与我们共同语言颇多，也没有一点架子，使这次写生特别有趣。有一次去常熟写生，在兴福寺，上午完成一幅，下午再画“兴福寺早春”，收尾时我想等夕阳来统一一下画面，画友们纷纷先走了，我一个人直画到太阳落山，回去的公交车早已没有了，我背了画箱，一个人慢慢走回常熟市区。此一幕仿佛犹在昨天，但竟是四十多年事了。这幅《兴福寺早春》，后参加了上海市的一个画展，展毕，发还作品时，被“有识之士”趁机拿走了。我挺怀念这幅作品的，好在哪个时代画是不值钱，不像如今作者要呼天怆地地去报案了！当年画幅画送人，向人索求一幅画，都是很普通的事，从来不讲钱的！而如今却恰恰相反了。那时画风很好，经常相互观摩，魏景山往往一口气闷头画画，而陈逸飞则边画边与人们打招呼，很会与人互动，而俞云阶则严肃无比，我的写生作品好几次被他留下，给人作示范。

　　回想我的绘画岁月，虽然穷，没地位，也没有什么成就，但这是一段很美好很开心的经历，以后再忙再累再也没有这种打心底里来的开心了。但我这么锺爱绘画，我没有画过国画，因为我不知怎么入门，而国画最讲究笔墨，怎么用笔，怎么用墨，很难无师自通。我虽有一个长辈是大画家——上海国画院创始人之一——张大壮先生，他是我祖父唯一的外甥，我的伯父，他为人很谦逊低调，常说“做人要让人，笔头不可让人”。我想跟他学画，他不允，他说：“你是我们章家后代唯一从文之人，你要相信眼前的日子一定会过去，将来你祖父许多后事要你去完成，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学我，画画难有出息！”是啊，当时十儒九丐，生活寒酸之极，他们的作品是美仑美奂的，但他们生活是寒酸穷困的，所以我没有选择当职业画家。但我常常看大壮先生作画，这种笔法与技法，如果没有亲授真是不得其门的。但国画的白描我还是认真练习过，是临摹赵坚先生送我的赵宏本先生的宣纸线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海还有作者签名，这也是很好的享受。

　　1979年我进入了“高等学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始是从事我祖父太炎先生的专题研究，后从事两岸关系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吸干了我所有精力。记得刚入社科院时，领导训话说：“你们这些科研人员，如果做做其它事，在《新民晚报》上写写小文章，只好请你们另谋高求——去中学教书吧！”这句阴森森的话，吓得我只好夹着尾巴做人，割了美术爱好的这条尾巴。

　　但有一次我应“工会”要求，要给院员工美展交幅作品，于是我只好画了幅——《历史研究所前的古杏》。因为我每天进出历史所，小径旁有着三颗古杏，冬天，杏叶尽脱，露出张牙舞爪的枝条，密密茂茂，企图挡住去路，它们既见证了历史，但也无法阻挡历史。于是我用张黑版纸用油画棒用蓝色涂满底板，上端是一个昏黄的大太阳，三颗枯枝银杏挡在太阳与天空之前，树与树枝是我用刮刀刮出来的，层次分明，树枝有力，是冬似春……。这幅作品在上千人的社科院中竟获得了一等奬。但这也是我最后一幅绘画！

　　我虽停止了作画，但我对美术的爱好与关注并没有放弃，凡见到美术作品总会多看一眼，但我却越来越看不懂了。应该说，如今美术繁荣了，百花齐放了，再不担心被戴上“黑画”，“颓废派”种种莫名其妙帽子了，过去只有几个展馆，如今展馆比比皆是。一个比一个豪华庞大，但对我们这些老人只好望而怯步，大而无当，走不动了。有些前卫美展，人体艺术展等，胆小的人也莫看，吓得死人。如今画家有地位了，“穷画家”都变成“富画家”了……，画变成了“商品”，有了它的“价格”，而且“价格”一天天往上涨，画是值钱了，但画家的人品画品也都给“钱”吞吃了。油画是先拍照片，制成幻灯，再照幻灯作画。国画是流水操作，一口气画个十张八张。还有可怕的造假，造古人作品，甚至造今人作品，人尚未死，假作品遍天下了。类似这种“艺术品”生产让人看了目瞪口呆。如果有人不知趣去向画家求画，就如抢劫，立马翻脸，人与人原有的交情荡然无存了。但给领导送画却蔚然成风，换个“委员”、“代表”、“会长”……当当，弄个“艺术馆”盖盖。

　　让人最最看不懂的是，很多画家基本功非常扎实，水平是一流的，但他们的作品越来越丑，以怪为荣，他们笔下的人物，奇形怪状，歪歪扭扭，甚至一些非常严肃的历史题材作品的人物，都成了奇奇怪怪一堆人物。而西方收藏家就喜欢化大价格卖丑陋的中国人，于是越怪越好……。在这些美术作品面前，我很难过，不断问，我们难道是这些丑八怪的后代吗？尤其一些非常漂亮的美女画家，连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扭曲不堪，这种心理状态，让人不可理解。这大大摧毁了我对美的理解。

　　我自幼在叔叔的书房中饱览西方文艺复兴各种作品，长大后饱览苏联现实主义的作品，笔法固然单一，但人是人，物是物，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饱满英伟，陈逸飞在美国走红的作品，也是这一类作品。而为什么如今国内艺术家笔下作品变得如此怪异呢？难道仅仅是对“正统史观”的反动吗？

　　回顾一生，先后从事历史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凡四十年，也算“著作等身”，但这是沉重压抑的工作。而绘画让我愉悦，我最锺情的还是绘画。但我已跑不动了，也画不动了，再也不能站在田野上绘画了，只能将我这段经历——没有成就的经历，记下来，孤芳自品了。

　　写于2020年12月31日

　　*发表于《文汇报·笔会》2021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