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众多学生与弟子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弟子，他对政治的兴趣与热衷仅次于乃师，他对学术的钻研与创新也不在一般弟子之下，他就是曹聚仁先生。二、三十年前社会上有一股“曹热”，人们对他的经历与治学都抱着极大兴趣，直到如今他的影响尤在。二、三十年前适逢政治、文化解冻时期，“文革”后的“改革开放”，首先来自思想的解放，一些人开始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如王元化、李慎之、李泽厚……一大堆先进者，比他们稍年长一点，如曹聚仁、钱穆……等等，他们无论如何是扮演了思想解放、文化启蒙者角色。

　　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与弟子几乎都是书生与学者，但曹聚仁既是学者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对政治的投入与兴趣超过了他所有“同门”兄弟，与他的老师是非常相近的，可谓一脉相承。

　　一

　　曹聚仁当过教师，但更多时间是当记者，他自比“乌鸦”，决不报喜不报忧，敢于直言，口无遮拦，他以“自由主义”为宗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抗战始，他作为战地记者，冲锋陷阵在前，在第一地点报导第一时间消息，与范长江两人，成为国共两大“名记”。他深入第一线，第一个报导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抗战事迹，他第一个报导了台儿庄大捷，他第一个报导了“皖南事变”……，他第一个编写了《中国抗战画史》，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秉持独立特行，不党不派，力求客观，达到了记者的最高境界。

　　抗战胜利后，他应蒋经国邀请，赴赣州办《正气日报》，协助蒋经国治赣，成了“少壮派”的灵魂人物。1949年后，他既不去台湾，又不留大陆，定居港澳，仍当他的记者，静观海峡两边风云，热情报导内地变化，被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罗青长、童小鹏等国家情报系统核心人物六次邀请访问大陆，毛泽东与他长谈二次，周恩来与他多次密谈，并建立直接联系关系，陈毅也与他多次深谈……，给了他重大使命——促成台海第三次“国共合作”,成为两岸“密使”。为了坐实这“密使”真实性，毛泽东将“炮打金门”重大讯息提前告诉他，让他在海外媒体率先披露，演了一出“两岸互开炮——这是一个中国家务事——逼走美国佬插手中国”戏码。他利用与蒋经国的旧谊，成了“两岸传话人”，应台湾邀请多次访台，蒋介石亲自与他深谈，蒋经国亲自与他建立“热线”……，于是奉化蒋家陵墓开始修复，庐山蒋氏别墅也被修复……，准备“第三次合作”后蒋定居庐山……。如果不是疯狂的“文革”炸了“蒋母陵墓”，也许两岸统一会有曙光出现，他的努力会取得成功……。

　　曹聚仁的秘密穿梭，促成了周恩来与蒋经国在某小岛的秘密会面……，这一切秘密引起了美国的高度紧张，使曹的处境十分困厄，很长很久时期，他困于澳门动弹不得，他敏感的身份,没有北京同意他不得自由活动，甚至没有台北同意，他也没有行动自由，他成了最最高度敏感的“神秘人物”，失去了他的自我，孤独地呆在澳门，以至他至死无法回到大陆与亲人相聚，这是一个“密使”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去世后北京迅速将他的一切遗物统统搬空，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使他成为一个迷一般的人，而对外只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而已。

　　在两岸之间，有过两个“密使”，这两“密使”偏偏与我们家庭都有一些关系，一个是我祖父的义兄章士钊，一个即是祖父的入室弟子曹聚仁。我不知怎么也卷入两岸工作三十余年，一度介入很深，但我拒絶扮演任何“信使”与“密使”，因为我太知道这项工作的艰辛。

　　二

　　曹聚仁是1922年成为太炎先生弟子的，当时太炎先生开“国学讲座”，先后系统讲演十讲，轰动上海。《国民日报》邵力子先生派曹聚仁去听讲，便于将记録刊于副刊《觉悟》，以享读者。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出经入史，涉及诸子百家，浓重浙江乡音，让听众无不感惑。而曹聚仁自幼读经，追随朱藏春先生接受了王船山的史学，从单不庵先生接受了清代檏学，又从吴怀琛处研究了先秦诸子，也研读了太炎先生主要著作，所以他既听得懂又记得下，他整理的讲稿远胜张冥飞一些老儒生水平，受到读者好评，后结集成《国学概论》，迄今出版四五十版不止。1955年即发行了三十三版，另有二个日文版，由太炎先生作了序，成为学习国学、研究太炎先生学说必读之书。太炎先生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破例收为“入室弟子”，曹聚仁也欣然前去拜门，成了师生，他与鲁迅等从此称太炎先生为师，从不直呼其名，总称“先生”或“章师”，终生不改其称。

　　《国学概论》是曹聚仁第一本著述，他一生著述丰富，一共出版七十二本各种著作，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国学十二讲》，可以说他自国学始至国学终。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愿望，他说：“如能从太炎先生的一切著作里，抉取他的思想，做一本《定本国学概论》就好了”，“我觉得旧本《国学概论》只能保留十分之二三，其他我拟以《国故论衡》、《检论》、《文始》为根据，增加十分之七八”，写一部更代表太炎先生学术思想的《国学概论》。于是他从1970年始在香港《晶报》连续撰文发表他的国学观，一直到1972年，由“三育”书店结集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国学十二讲》，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一生从研究国学始到研究国学终。

　　我没有见过曹聚仁本人，而我与他的二夫人邓珂云很熟，与他的女儿曹雷与小儿子曹景行也很熟，这两孩子得父亲遗传而非常非常优秀。当年我住在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他们家住润康邨口，与他们家仅十分钟路程，经常往来，尤其邓珂云夫人慈祥、热情，她和我一样，以整理先人遗作为己任，有许多共同语言。一天她来我家，捧了一大包资料，是《国学十二讲》原稿，以及发表在《晶报》上的剪报。她郑重托我加以整理，准备在三联书店出版。她这么诚恳与郑重，让我感动，因祖父与曹聚仁的因缘，我接受了委托。

　　《国学十二讲》的粗糙是惊人的，删节太多，排字错误众多，竟删了三十多段文字，而《晶报》由于篇幅缘故，常常无端删除了尾部文字，让人无法卒读，加上曹聚仁在澳门独处，手边缺乏有关书籍，写文章基本上全凭记忆，不是引用原文，是意引而已。总之香港的文化出版质量是不敢恭维的。他说：“我的私心和章师一样，更是企慕顾炎武治学，有写《日知録》的意向。不过，对影自笑，假如我如顾氏那么治学严整，怕的连西北风也喝不成了”。邓珂云夫人多次对我说：“曹先生只身在港，以写稿为活，天天忙于爬格子，不免有粗糙地方”。尽管印刷质量不高，但曹聚仁写《国学十二讲》非常有条理、有系统、有见解，完全是将一生学问作一反哺，达到了出神入化程度，他采用随笔方式，帮助后人对中国学术思想史“边读边吃”，一扫枯燥、沉闷、繁琐气息，文笔通顺，清新洒脱，语言风趣，比喻恰切，妙语叠出。我补充了“三育”删去的三十段文字，增补了十八篇文章，纠正了明显的误写误排，但没有改动他的文字，哪怕与引文不太一致的地方也没有与原着一一校改，保留了他文字风格，保留了他的原意，仍保留了十二讲形式，将前十一讲并为史学，增加了新的第十二讲共十八篇，为文学，只是将题目改成《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于1986年出版。先后化了半年时间。六十年前曹聚仁为太炎先生整理出版《国学概论》，六十年后我为曹聚仁整理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成文坛一时之美谈。

　　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后，顿成热销书。我们从1949年后，传统文化基本被中断了传播，国学等于封建旧文化被禁了，当人们一旦读到了这么通俗、系统的国学知识，瞭解了国学的丰富内涵，竟相阅读，顿成大学必讲教材，滋润了人们心灵上的文化饥渴，成了当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一而再版。三联书店给我发来诚恳、热情、高度称赞的感谢信，并派人来面谢。他们二位编辑二次进了我办公室，又二次退出，他们不相信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是太炎先生的嫡孙，能够编定这样一部著作，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定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儒。为此我认识了“三联”老总范用先生，他立刻委托我编一本《章太炎的生平与学术》，这部书直到前几年还在再版。前几年，我收到三联寄来的《随笔》“修订本”，说是有人反映该书“不够严谨”，故而作了修订，但还是很感谢我编订之功云云。我没有去读修订本，此类事我碰到过。前些年有人反映《章太炎全集》一至八卷不够严谨，大胆出了“修订本”。其实校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年《全集》前八卷都是国内最顶尖的一流专家校点的，自有他们点校道理，太炎先生与曹聚仁的文字自有他们下笔道理，不宜以己见去作所谓的修订。我搞了几十年《章太炎全集》点校，这个道理我岂能不懂。还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点校太炎先生文章，有人提出有“八大错误”，轰动一时，在报上抢足瞭风头，证明自己多么有学问。事后证明我这篇文章无一错处，这一切又何从辩起，这种风气，多么令人啼笑皆非！

　　曹聚仁先后发表过论太炎先生文章达二十多篇，而《随笔》更是阐发了太炎先生学术精华，他说章师对我最大教诲是读古书不能从信古出发，而要从疑古入门。《随笔》从剖析经学着手，但又不是注经释经，就经学论经学，而是将经学放在历史、政治、文化诸方面去加以综合考察，要唾弃科举时代的八股烂调，提出要跳出理学、汉学的小圈子，从先秦诸子的争鸣中寻古人的本义，他认为“老、庄、韩非，无论哪一点都比孔孟高明”，以后的“吴学、皖学的考证学、训诂学、浙东史学，扬州学派的典章制度”，才更不得了，才称得上“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复古派是阻碍文学进步的原因云云。他说“他是从桐城古文入手，后来才知道阳湖派的境界广阔得多，到后来，才知道小品文学、明末公安、竟陵派着实高明得多”。他说“儒学是最最教人为功名的邪说”，他致力反对“八股文”，大声疾呼要救救孩子，要把所谓“国学常识”这些“国糟”，丢入垃圾堆中去……。他的学术观在他的时代无疑是最进步的。如今学术是繁荣了，国学热超过了科举时代，沉渣纷纷泛起，打着“国粹”旗号，以次充好，骗子纷纷登场，这大概是曹聚仁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平心而论，曹聚仁在太炎先生众多弟子学生中，是将国学通俗化的第一人，他不是穷究国学，繁琐注经释经，而是开始深入简出的讲经释经，在经学走入历史后，满足了人们渴求瞭解国学的愿望，所以大受欢迎。在他之后，南怀瑾也是从事了国学通俗化的传播任务，门弟子也遍天下。之后又有易中天、于丹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曹聚仁先生一生充满惊世之举。他的鲁迅先生的研究独树一帜，成《鲁迅年谱》、《鲁迅评传》；他抢救出版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録》，保存了一段重要历史；他对地方史研究《上海春秋》，开上海研究先河；他对史地人文的研究《万里行记》；对戏曲研究的《听涛室剧话》；他的《我与我的世界》，我阅读了数遍，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都是传世之作。尤其我有幸整理出版他的《国学十二讲》，成《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使我系统学习了他对经史的理解，对我一生起了至深至大的影响。他是我祖父的弟子，我则很愿意成为他的私塾弟子，这应该是一段美好的传承。

　　写于2020年10月10日

　　*发表于2021年《世纪》杂志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