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海的章太炎研究，非汤志钧、姜义华、朱维铮三位先生为翘楚莫属。

　　汤志钧先生善于钻研史料，疏理史实，成《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姜义华先生善全面论述，既深又广，成《章炳麟评传》。朱维铮先生似乎没有这方面专著，但零星之散论，也足见功力。在整理《章太炎全集》工作中，汤志钧先生承担《诂经札记》、《七略别録佚文征》校点，这均是太炎先生早年在杭州随俞曲圆先生治学时的课艺与写作，属经学范畴，汤先生是十分擅长的。姜义华先生承担《春秋左传读》，这是太炎先生第一部专著，对这部经典，姜先生收集各种稿本与版本，加以梳理与校勘，表现出对经史的造诣。朱维铮先生承担《訄书》的点校，他对《訄书》初刻本、重订本、《检论》三个版本，加以细勘细校。《訄书》是太炎先生第一部自编的文集，上从戊戌变法，下到袁世凯篡政，涉及这十多年的政治变迁，内容出经入史，诸子百家,又有许多西方人名译名术名，是一本公认的阅读难度极高的文集,他自夸点校“无一错误”，自信如此。他的确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也确有才华，对这一段历史特别娴熟。

　　早在“文革”前后，市委“写作班”里，宣传法家，出版《章太炎诗文选》等，他们三位均参与其中，我是远远仰望他们，无论学识与地位都无法与他们相比。这些著名的学者，又天生的对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姜、朱俩位，作为饱学之士，今天讲史，明天论今，古为今用，无比熟练，都有政治报国之心，与政治走得很近，反复跌倒又冲了上去，即使不在其位了，时时不忘“上个件”。朱先生“文革”中重重再摔了一跤，反让他有了许多感悟，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王元化先生走得很近，他的《走出中世纪》也因此不乏许多新见，让我读瞭如醍醐灌顶，如同八十年代初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大有“被解放”之感。

　　我很早知道朱先生，却从不敢走近他，因为他们三位大学者之间关系十分微妙，这是学界都知道的，我不想在他们三人之间造成亲疏误解，况且我有点自惭形秽，有一种被别人视为仅仅“靠先人余荫吃饭”人的压力，即使与朱先生一起开会，我也敬而远之，不想自讨没趣，因为他的爱骂人的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他的过于严肃与动辄训人派头，以及各种绯闻流言，让我始终不敢走近他。但我出了新书，照例会悄悄寄给他，恭敬在先，避免捱骂。

　　朱先生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中因政治挫折离开讲台，1978年后，他又重返讲台，又作了三十年学术研究。他早年师从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史上下了很大功夫，周先生的遗作《周予同经学史论》，就是他帮整理出版的，进而他专攻史学史，通过对章太炎研究，尤其精勘《訄书》，对辛亥前后史的钻研，更加熟知近代史。他的新著《壶里春秋》（二）是他最后十年前后学术思考的产物，由他最后弟子张钰翰博士整理成册，近日刚刚面世，我蒙张博士厚爱，寄赐了一册给我。粗览这一百四十多篇短文，没有众多注释，不似论文，似我祖父《菿汉微言》与《菿汉昌言》之类随想。但细读之后，感到这是完全成系统的学术论著，倒有点像曹聚仁先生的《国学十二讲》，都是由短小通俗的散论，却都是乾货，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

　　《壶里春秋》从什么是中国、讲到中国人、天下观、华夷之辩、中国史、国学、国粹、经学、经世致用、孔子、儒学……；从九经到四书，阳明学、经学到史学、史学的编纂、《史记》、《史记》效应；从司马迁到章太炎对商鞅的批判，汉武帝的祸国殃民；徐光启与近代中国、利玛窦的贡献，中国近代认知的开始，从《几何原本》到《同文算指》，重读近代史，晚清一百年……。以及对各种历史人物的述评——曾国藩、韩愈、汪康年、章太炎、马相伯、蔡元培、陈寅恪、胡适、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顾颉刚、汤用彤、翦伯赞、苏渊雷、陈旭麓、季羡林、金克木……。以及对大师的界定，到大师的效应，反对学风腐败与浮躁，以道德救世有用吗……等等。完全是一部通俗的史学史，虽不乏褒贬，但没有懿气指人，没有刻薄鋭利，相当平和，虽是一家之言，却具学术价值，有点返璞归真了。

　　如我在本文开头部分所说，我没有见过朱先生论太炎先生的专著，但在他的《壶里春秋》一著作中，我吃惊地发现，凡重要一点论述，凡重要一点的观点，他几乎都是拿太炎先生的观点来作为他自己观点的佐证，以证明这段历史与观点的正确，这样的大量引用他人观点，除太炎先生之外，没有更多人了，可见他对太炎先生之瞭解程度，并高度的认同。一个是历史的经历者，一个是历史的研究者，他们的不谋而合，这就是他对太炎先生研究深度。也足见他作为上海三位章太炎研究权威地位的称职。

　　当然，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无暇可击，对历史问题与历史人物评价，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史料真伪的考证能力，真正的历史学家是絶不会用道听途说小道新闻来代替真实的史实。但朱先生在他的《壶里春秋》中论述太炎先生为杜月笙作《高桥杜氏祠堂记》时，说：他总认为此事多少让人感到太炎先生有“见利忘义”之嫌，直到看了陈存仁回忆録才感到是“合逻辑”的。我想这是一个小小失误，是检验史料真伪欠严了。

　　先祖父为杜月笙作《祠堂记》有他内外动因。对有盟兄章士钊（在杜家作门客）关说，内因他素来重视“人的道德”，他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也愈远”，而下层民众，尚具“游侠之风”，倒可钦也。辛亥革命他创的“光复会”，何尝不是吸收许多青洪帮、山民、侠士等，后来共产党地下组织何尝不与青洪帮结伙。所以太炎先生主客观上都有为杜作《祠堂记》动因，絶不是陈存仁“作说客”的结果。朱先生说：陈存仁促成了“章师母得了巨额‘墨金’，太炎先生也许真的不知，也佯作不知，都有可能”。这就有点轻易了，多少有点上了陈存仁当了。陈存仁是个善编“故事”的小说家，他第一个业师就是姚公鹤，人称“江浙无赖文人”，是个老报人，写了上海史上第一部上海史专著《上海闲话》，擅写上海滩各种“故事”，陈存仁得其真传也。后陈存仁又为上海《福尔摩斯》小报撰稿，一口气写数年，编了许多吸人眼球的离奇故事。晚年又为《星岛晚报》撰稿，开辟了“津津有味谭”专栏，一口气谈了七年，编集《津津有味谭》多册，趣谈而已，不可作信史，他的话十句中只能信其一。他1932年前后编《中国医药大词典》，由太炎先生作序，大概此时前后拜门为弟子。所谓他为杜月笙作说客时，仅21岁，不知他有何德何能，让二位“大人物”都听他话呢？朱先生上了个小当。

　　《壶里春秋》也处处可见朱先生的一贯的耿直。他在谈到辛亥时期革命党内部争论的是是非非时，虽很隐晦，他说：“通常每十年一度的辛亥革命祭典，必以表扬孙中山为中心。说到辛亥前同盟会内部的争论乃至分裂，总是先立论，再推断，力证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虽说这种辩护论取向，在近年稍有扭转，但大陆的主流史学，仍沿袭毛泽东关于孙中山表征中国革命必由之路的说法，对辛亥先哲的价值判断，还是以对待孙文其文其说的态度为尺度！”表达了一个史学家的不满。

　　他在《以道德救世有用吗？》一文中，他大量引用了太炎先生的《革命道德说》。太炎先生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即鼓吹革命道德说，强调“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把“知耻”放在一个人节操的第一位，太炎先生本人就是他提倡的道德的模范执行者，但这并不能感动几个人，蒋介石痛失大陆时也痛感是国民党道德之沦丧之结果，刘少奇也提出过《论共产党的修养》，却都不能改变人的操守。朱先生指出，这种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是太书生气了，“到‘文革’惨败为止的当代史，早已证明，指望对既得权益者进行道德劝谏，无异与虎谋皮！”他说得好极了。事实证明，“打虎”这么多年，“老虎”不絶、“老虎”越来越肥，收受收括的钱财以吨计之，他们尚可突破党委纪委层层关卡与说教，证明道德的说教是多么苍白无用！

　　朱维铮先生的《壶里春秋》还是始终牢记史学者的褒贬之责的！

　　写于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