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　起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不会忘记这四十年改革开放是如何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永远不会忘记1981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重要的纪念活动，这个活动意味着坚决拨乱反正，纠正了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解放了一大批受过各种冲击的人，最大程度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实现“四化”，嘹亮地吹响了实现现代化的进军号。

　　1981年10月，上海市委组织上海各界人士赴武汉瞻仰辛亥首义史迹，代表共三十二人，有党政领导靖任秋、江华，有民主党派领导赵祖康、周谷城、赵超构、罗冠宗、武和轩、石光海等，有教育界代表人士李楚材、赵宪初等，工商界代表荣漱仁、严庆祥、汤蒂因、徐国懋等，新闻界代表人士陆诒等，旧军人史说、孙铭九、宋瑞珂等，台胞代表人士林田烈、林朝权、林敏敏等，辛亥参与者梁烈亚、辛亥后裔蔡怀新、李赣骥及我等人，平均年龄七十岁，年龄在八十以上者五位，年龄最小者是我，三十九岁。我们这些人无论是谁都饱受历次政治运动冲击，都刚刚脱离“文革”被“解放”，还都是惊魂不定，忽然被召集在一起，去纪念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辛亥革命，让这群“遗老遗少”着实感到意外。大家相聚在一起，都变成了一群“小孩”，有说不完的话，有吐不尽的酸甜苦辣，顿时都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受过的苦难，尽情地雀跃。

　　这次参观访问共十天，一路参观、访问、瞻仰、座谈……一路欢声笑语，大家被唤醒了，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样把各党派代表性人士组织在一起，大概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大家朝夕相处，尽情倾诉，计划着新的征程，实在让人难以忘怀。三十七年瞬间过去了，我从三十九岁已变成七十七的老叟，当年代表团成员大多作古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不时会从我眼前跳出。

　　二、缅　怀

　　我们代表团团长是靖任秋，时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地位不算高，但资历很高很深，是1925年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打入敌人内务部的孤胆英雄，曾任杨虎城、孙殿英……左右手，长期与敌人周旋，策反了五批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一生就是一部传奇故事。正是这种复杂经历，让他在解放后受尽审查，在“文革”前就被审查了十六年，长期不得重用，以至让他闷闷郁郁，完全没有别的老革命的趾高气扬的姿态。

　　靖任秋始终沉默寡言，非常内敛，非常雄壮，天顶饱满，五官端庄，不卑不亢，有股威姿。他任团长有着对他正名的意味，也显示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这种拨乱反正有着从党内做起的意味。但搞笑的是，在我们代表团中有好几位被“大释”的国民党将领，真的共产党将领与真的国民党将领在三十二年后聚在了同一个参访团里，不知道谁审查的时间比谁多？太奇葩了。

　　后来靖部长又兼任了六届市政协副主席，我也担任了第六届市政协委员，常有机会见面，他见我是微微一笑，算是认识的，还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録。

　　我们团的副团长是赵祖康和周谷城。一个是副市长，一个是人大副主任，都是民主人士。俩人比较起来，我与周谷城更熟一点。

　　周谷城，大学者，也是“文革”首先被打倒的“四大金刚”之一，虽然“文革”前毛泽东也会找他聊聊，但依然被残酷打倒。他常年戴着墨镜，既是为避光，也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内心的真实变化。他风趣、幽默、豁达、睿智、慈祥、狡黠，如果没有这点狡黠，他也许不能活得如此长久。当时他刚刚被“解放”，但他还没有被真正重用，他的第一个研究生，五七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发配西北，平反后却回不到复旦，他也无可奈何，还让我帮他去反映反映。记得我第一次去见他，是“文革”刚刚结束，我的伯父张大壮先生刚刚去世，他是农工民主党成员，周谷城是该党主委，我想请他写个墓碑，所以去见他。他很战战兢兢见了我，小心地问我，“你是不是复旦的师生”？我说：“不要说复旦大学，我任何大学都没有上过！”他听了，大呼“好，好得很，好得很！”当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后人，更是高兴地大叫：“好，好得很，好得很那，我们还是同门啊！”坐在一旁的周夫人说：“他被这些师生整怕了！”自后，我成了他府上常客，他对我是有求必应。他以后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了国家领导人，去了北京，我上他委员长府，也通行无阻。

　　当时谷老已八十三岁，但人很敏捷，思维活跃。他很重视对小辈的教育，这时他孙子正在开蒙时期，该读《三字经》了，他说读《三字经》一定要读太炎先生写的《三字经》，才有时代意义，他向我索要了一册，亲自教孙儿读。1991年1月，上海政协召开纪念我祖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他九十三岁了，已经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他竟不请自来，还主动要求发言。他说太炎先生曾到湖南第一师范来讲学，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他已记忆模糊了，但太炎先生讲《说文》，尤其讲到“仁”字，让他迄今记忆犹新。历代对“仁”字有许多解释，但太炎先生的说解最让他钦服。太炎先生说“仁”是人之旁加二点，即二个人，“仁”就是要讲人与人相互尊重，人与人要互爱，人与人要讲尊严，要尊重对方的权力方为“仁”。他说太炎先生讲学是古老的，但内容是现代的。我不知道谷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番话，让我思考至今。

　　代表团中还有两个著名新闻工作者，俗称“报人”，今称“媒体人”。一个是赵超构，一个是陆诒，一个是新闻工作者，一个是旧闻工作者。

　　赵超构，笔名林放，是著名的《新民晚报》社社长，是该报“未晚谈”专栏作家。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他总会批评一点时弊，敢说几句真话，为人耿直、为文正派，爱骂人，提倡办报“近点、软点、快点”，要让报纸“飞到寻常百姓家”，故很受人欢迎。他很有点底气，早年赴延安，九次见毛泽东，写出了《延安一月》，也算是毛泽东认可的党外朋友。

　　陆诒，资历一点不比林放低，淞沪抗战时就是战地记者，深入战区，报导过淞沪战争，台儿庄战役……无数战事，穿梭于国共之间，担任过《新华日报》记者，又担任过《大公报》等记者，与范长江、曹聚仁齐名，他正直热心，识人无数，但运气不如林放，五七年照例成了大右派，直到“文革”后平反，被邀参加访问团，也算爱国不分先后。

　　赵超构为人严肃。每到一地都会赋诗，也会讲一点很得体的话。我们这次参访是坐船来，晚饭后相聚聊天。一日，赵超老与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大诟时弊，我坐在一旁听热闹，听着听着忍不住插嘴了，不料赵超老大喝一声：“小孩子不准乱插话！”我听了赶忙逃走。

　　我们坐船溯江而上，途径小姑山，独立了江中，赵超老即赋诗一首。结束参访，分别时，他将这首诗题写在我笔记簿上——

　　溯流朝胜路，飘然过马当，
　　欲寻彭泽宰，小姑迎大江。

　　这首诗极有气魄，也极有寄寓，对我是无影鼓励，我这么多年不正是以小姑迎大江之姿而奋斗过来的吗。

　　我跟陆诒先生在组团前就熟识了，当时他还没摘帽，我们的关系如同“扫帚配畚箕”。后来他摘帽了，当了上海市政协常委，又当了二届全国政协代表。他脚不良于行，不知什么缘故，但他比一般人还跑得快，总是匆匆忙忙奔走，既是“老闻记者”，恢复了许多史实，又为民众申言，敢于反映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还真不易，我当了二十多年市政协委员，也当过常委，深知真正的参政议政是需要资历阅历的，像他这代人的参政议政水准才叫经典呀！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教育家，一位是李楚材，一位是赵宪初。他们年龄都已七十五、六岁了，但仍健康、硬朗、才思敏捷。李楚材是教育先驱陶行知的入室弟子，始终坚持行知教育思想，他1943年创建位育小学，后扩大到中学，是上海公认的最好学校之一，培育优秀学生无数，创造了一套教育经验。位育小学规模很大，如今改成向阳小学，地址在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站在晒台上可清楚看到学校全貌，我们兄姐及我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所以始终亲切叫他“李校长”，他总是含笑应答。

　　另一位教育家是赵宪初，他是南洋模范的校长，“南模”也是人们公认的好学校，培养英才无数。这俩位教育家都有一整套教育理论与方法，他们首先把学生当人来培养，教书首先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长成有用之才，把人的天性与个性充分自由成长，充分培养人的创造力与张力。而不是像如今的“重点学校”把人像“肯德鸡”一般饲养，磨灭了人的个性与乐趣。当年的好学校与好校长，是始终追求快乐教育，让每节课轻松愉快，而如今的教育完全变味了，变成摧残人的教育了。如果李楚材、赵宪初死后有知，非气得跳起来不可！

　　代表团中还有好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一位是荣家大姐荣漱仁（荣毅仁胞妹，算得上上海首富）；一位是汤蒂因，上海金笔厂老板，人称“金笔汤”，一个女强人，代表了上海民族工商业；一位是金融界代表人士徐国懋，在不发达的上海金融界，他也是姣姣者了；一位是大隆机器厂和苏轮纱厂老板严庆祥。这些大老板与今天私营老板财力虽不可相比，但在当年上海滩都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士了。

　　这些人中，我与严庆祥最熟，所以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相处，临行时张承宗部长叮嘱我——“要照顾好严庆老！”通过十天朝夕相处，我们更加熟悉了。严庆老时年八十六，但他很早出道，二十多岁就当了庞大的苏轮纱厂厂长，独自在苏州主持工作。不料厂里老人马老员工有点看不起这个少爷，要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唆使员工罢工。庆祥老问我：“遇到这样情况你会怎么处置？”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想了一晚，第二天，我一个一个将老管事请进办公室，立刻关上门，将人拉到我办公椅上坐下，然后我向他跪下，说：“我少不经事，求您指点！”并立即递上一红包……。如此不耻下问，一一请教，便很快弄清了真相……。我听了不禁拍案叫絶，真便服他的智慧，知道了当个民族企业家不易呀。同样，“文革”后也有些人议论他帮日本人做过事，家中很紧张，他便找我去。对我说，他想给宋庆龄名誉主席基金会捐十万块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让我去办一办。于是我给沈粹镇说了，很快办成了，国家也很高兴，统战部也很高兴，非议也没有声音了。他特给国家写了封信，说我应章念驰和李希泌（李根源之子）提议而为基金会捐款十万，这样他也算在国家面前谢过我了，真是精明睿智。

　　严庆老喜欢结交名流，他本人喜临池绘画，爱读孔子著作，还写过一本感悟。当年在苏州时，他去我家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过课，也自认是祖父学生，在他家客厅里也确放了我祖父以及李根源等人像片，算不忘师恩。他每逢节庆会赶到苏州向我祖母请安。“文革”中他受很大冲击，从大洋房搬到临街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但他倒怡然自得，照旧书画不卒，我常去看他，听他讲故事。“文革”结束，他是第一个落实政策的，将偌大的花园洋房还了给他，因为他有许多海外关系，尤其他的弟弟与弟媳，在台湾是大实业家，如今台湾“裕隆”汽车厂也是他们开办的。所以抄家资产也很快发还了，他神秘地对我说：“这一切全赖邓小平！”

　　1979年，我去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章太炎全集》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当时我有二幅祖父团扇扇面，是祖父写的二首诗，时间久了，扇面脱了下来，我便交给严庆老代裱一下，他是经常请人裱字画的。但他却始终没有还我，他对我说：“祖父墨宝都抄去了，这两幅字让给我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几天，他让管家送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来，说“听说你收集祖父资料缺一只照相机”，我便收下了，一切是心照不宣。但他儿子却向市统战部告了状，说我向他父亲索要了一台照相机！

　　我与严庆老可谓忘年交，无话不讲，他也常跟我讲讲他家事，说“食肉者陋”，他知道我奋斗经历，看好我前途，当他知道我三次拒絶了市委组织部调令，很感慨，赞我不为官动不为财动，专心学问。他让他孙辈向我磕头，说要像我一样做人。他想送我一点钱，先让管事向我转达，我坚拒不收，收了钱我与他关系就不平等了。所以这次参访我俩住在一起实在融洽得很。他一路记下了许多感悟，准备反映，我知道他的想法，谎说总结会的发言是有预先安排的，你就以后书面发言吧！总结会陈丕显老领导亲临参加，大家见到老领导，又都得到了解放，如同再生，劫后重逢，气氛好极了，所以总结都是赞美之辞，最多说点“厕所要乾净点”“路要修平整点”而已。会毕，宴散，回到房间，严庆老不断说：“不讲真话，不讲真话……”，说着，说着，竟号啕大哭，抱着我哭得像个小孩！

　　代表团中还有几位旧军人，即国民党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他长得瘦瘦小小，斯斯文文，完全不像军人，却是黄埔第三期的标准军人，参加过北伐、抗战，最后在国共内战中成了俘虏，当时他是少将，后来他担任过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也是上海政协委员，我经常与他开会相见，永远是斯斯文文的。另一个少将是史说，他已七十岁，像个老式教书先生，谁想像得出他们当年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杀敌无数。他们笑谈今日战争电影，说是“扯蛋”，衣服不对，武器不对，奬章不对……，哪有中枪不死，还能说这么多话……，一个枪子，一个流弹，倒下死了……，这才是战争。

　　旧军人中还有一个张学良卫队的队长、东北军中的少壮派，西安事变中手拿双枪捉拿蒋介石的卫队长孙铭九，这个创造历史的功臣，因为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救了中国。而这些“少壮派”，西安事变后群龙无首了，在东北军中又发动了兵变，失败了只好流亡……，最后投靠了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共产党没有清算他，还给他当了全国人大代表，记着西安事变中叶剑英偷偷住在他家里……。孙铭九身体壮实，满脸笑容中却有一双很鋭利很鋭利的眼睛。

　　代表团中还有好几位台湾同胞的代表人士，如林田烈、石光海、林朝权、林敏敏。促进祖国统一是一个国家的永恒主题，尤其实现台海统一更是现实任务，依靠台湾民众来完成台湾的回归，更是迫切而艰巨使命，所以哪怕纪念辛亥革命，也要把完成祖国最终统一放在重要位置。1949年后，台湾与大陆隔絶了往来，所以做台湾人民工作很大程度是依靠在陆的台籍人士。林田烈是老一代代表，他1931年就加入了“台共”，1947年从台湾逃往大陆，六个子女只有四个孩子可以跟了他逃亡，只好忍痛弃下二个子女。林朝权是体育家，后半生只好在大陆发展。林敏敏听说担任过周总理日文翻译。石光海上海著名额面外科医生，台湾望族，他的女儿女婿也都是医生，女儿石静如后来担任了浙江省台办主任，和我成了好朋友。他们都是台湾事务工作者，我后来却成为了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从事台湾研究三十年，参与了台海许多重大问题研究，这是我当年万万没有想到的，真可谓世事难料。

　　代表团中属于辛亥参与者和他后人的有五位。一位是梁烈亚，广西人，八十七岁了，当年他父亲与他同参加镇南关起义，后又担任孙中山机要员，我祖父曾写过一幅对联送给他，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但他一生默默无闻，在一所中学当历史教员而已，参访结束，第二年，他就故世了。当时他已耳朵失聪了，与大家交流都靠笔谈，但他很“健谈”，非常风趣，也很慈祥。

　　另四位是辛亥后裔。蔡怀新是蔡元培儿子，与乃父一样本分厚道，在复旦大学教书。我们家族与蔡元培先生是世交，我祖父坐牢，是他按时探监，我祖父结婚，是他作证婚人，我祖父去世，是他主持追悼会。李赣骥，李烈钧儿子，也当过旧军人。唐云鸿，我不太熟悉。我是章太炎孙子，比他们都要小一辈了。

　　三、结　语

　　四十年过去了，代表团中的人，絶大多数已作古了，但每逢桂花盛开之时，我就会想起他们。当时我们在武汉，住在东湖宾馆，园内植桂花无数，香味之馥郁，让人陶醉，所以每逢桂花盛开，我就会想起他们。这是“文革”后第一场重要的纪念活动，它第一次宣布和承认中国革命的历史包含了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仁人志士，他们都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分新旧。这样的拨乱反正，最大程度团结了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爱国人士，解放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伤害的各界人士。如果说1949年是解放了受苦受难的亿万工农；那么1978年是解放了无数被伤害的各界人士，让亿万民众团结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代表团中的三十二位代表，正是被第二次解放的人。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他们一张脸已消失，而他们代表的各个阶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及亲朋好友，都投入到“新的长征”之中，让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富起来，强起来了，这是多么正确的历史选择，历史应该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历史时刻。故爰而记之。

　　写于2018年10月10日

　　* 这是我“文革”后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发表于2018年12月《民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