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市文联工作时，就大伙出版书籍之事，我们每年都在想：哪位协会会员或文艺爱好者可以出版一本小说书籍或论著或文集了；哪位工作人员应负责联系出版社落实他们出书之任务。只要后续措施得当，出书的事都不难。江门市文联及其协会就曾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即每年组织出版一辑至少有10种书的“江门文丛”。一直坚持数年，一大批本土作家、艺术家就如雨后春笋，不断萌发，使百花园地，繁花叶茂。我总觉得，这是职责所在，荣幸之事。而那时，根本就没想过为自己出版书作之事。

　　只是因为，热心的朋友、宗亲谈及此事，我开始了筹划出版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捜挖，这本书终于集够，辑好，并付梓了。然而，此时我思想上的准备还是不足的，总觉得自已仍够不上出书的条件和资格，而且捜集旧作也有一定难度。而今，大事做完了，我也就舒缓了口气。    

　　不管水平如何，这本书能够出版，我真的要衷心感谢他们：

　　范英同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现顾问，广东社会学学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终身名誉会长。他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结识并以为师长的专家教授；30多年来他个人专著、主编或与合作者共着达96部约3000万字。是他引领我进入学术写作之门的；将我的一篇论文发表于《现代哲学》学术杂志上，随后该文获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奬励；是他在省级学术研讨会上让我多次发表感想，并多次获奬；此次书稿收集好后，是他首先提出指导意见，并在省里敬请专家赐教、评论我的作品。

　　蔡运桂、杨树森、杨羽仪等是广东文学界领军艺术家，是他们指引我们江门本土文学界成长，鼓励吾辈及本土文学新秀撰写作品，参与1998年“广东文学擂台赛”、江门五邑“侨乡情结”文学恳谈活动，被誉为这是当时的“国内独特”，而他们既是伯乐，又是园丁。

　　刘斯奋同志，是国家文学最高奬——矛盾文学奬的获得者。他那时在省里任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正好是我在江门市担任职务名称相同的直接领导者，是他十分关切和具体指导江门文艺工作，使江门市跃进当时全省文艺队伍建设和艺术创作的先进行列，称之为广东“文学现象”。此次出书，他作为文学家、美术家、书法家集于一身的国家名家，主动为本书《学而思荟》赐予宝贵的题签。

　　董玉整同志，广东社会学学会会长，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副厅级)，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在单位，他是党政一把手，作为省的智囊部门还肩负着繁重的科研、谘询任务；在省的社会学学会，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他全身扑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社会学研讨会”和“钟南生精神研讨会”的策划筹备、论文评审、会议安排等工作之中。但当他知道我要岀版书籍时，硬是在这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本书赐予序言。他那古道热肠的“序言”，充满对退休人员的关爱和鼓励之情愫，饱含对著作笔者的祈望和鞭策之热忱。

　　宗亲、挚友以及所有热心人士，为本书的支持者、献力者。他们的热情、关心、帮忙，不仅促成了此书的筹划和出版，而且增进了彼此之间深厚的友谊和情缘。

　　还有与出版社领导郭伟民、设计李友志等人员的重视、支持分不开。他们在本书的编排中那种严谨、精细、敏鋭、迅速之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上述一切一切，言语难以道尽，惟愿以虔诚之心、学习之义，恳请各位接受我的感激之情，拜谢之意。    

　　一个作品出了街，不管啥样，都已经定型了，再进行修改，就不是原作，费力也很大。按这个意思，有认为：“出了街的作品，是一部遗憾的产物”。然而，文学巨匠莫言似乎有一个看法。他的《红高粱家族》写于1986年，20年后差一票刚落选国家最高文学奬——矛盾文学奬的他，在台湾即将再版此书时，应邀写了一篇“再版前言”；于2012年他获得矛盾文学奬、诺贝尔文学奬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此书时，他则以“代后记”之意将此文附于书末。其文中有表述：“洪范书店的叶步荣先生来信说，《红高粱家族》近期拟再版，当初因时空因素删改多处，再版应予还原。”莫言则认为：“《红高粱家族》虽是少作，技术上有诸多粗疏之处”。“前年（2004年）编文集时，我又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分明地感到：人老了，书还年轻。”

　　我引述此事，就是要知道，莫言是尊重时空痕迹、过程原貌的。莫言大师对自己人生定力和艺术自信无比笃守的精神，是值得称颂和学习的。

　　当然，吾辈絶不能与莫言相提并论。我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客气、不吝惜地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虽然此书不可能再版，但这些意见对于笔者今后的学习、思考和修养还是具有意义的。  

　　谨此，再次表示深深的感恩和敬意！

　　作者

　　2021年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