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了研究“陈垣"，我翻阅了《陈垣来往书信集》一书，顺便浏览了陈垣先生与黄霄九先生之间于1933年6月4日至1934年9月3日期间的通信(电报)。

　　黄霄九先生，新会人。辛亥革命前在广州办《人权报》，民国成立后与陈垣先生同当选为众议员。1933年5月，陈垣在北平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被新会县修志委员会聘请为修纂会总纂。由于无法脱身赴职，他便致函新会修志会推荐因事返新会的黄霄九任修志会“收掌”一职，以便“枢纽其间，方免隔阂之患”。

　　从1933年6月4日开始至1934年9月3日止，陈垣与黄霄九互致信函、电函13通，其中陈垣往函、往电各1通，收函11通。他们之间的这些往来书信，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所不谈，涉及公事私事也不违忌，当然更多的是商议新会修志的事宜，其中也谈及江门、新会上世纪30年代的交通发展状况。

　　黄宵九于1933年6月5日在天津搭乘太古口轮，经过8天航行，于6月12日上午6时扺达香港，当日下午7时转乘新南海轮，13日返到江门、新会的家中。那时，新会县府已迁至江门石湾庙内。从会城至江门的交通甚便。7月3日，黄霄九给陈垣的信函中作过这样的描述：“新宁铁路火车每点钟均有开行，而汽车尤为便利(但有江门市内汽车，有江门至会城汽车，宜问明白)。每半点钟或二十分钟即开，且可行至大新路(新会大新路即大新街)宜民桥下车。”“江门市内改筑马路后气象一新，甚为热闹。”“邑城马路尚未修筑完竣，而平日通行之大街则已修好矣。”7月8日，黄霄九给陈垣的信函又再次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交通资费情况，说：“冈州马路汽车公司每一二十分钟有汽车开行，江门至会城东门，票价贰毫，由东门入城内以至浐湾路，票价壹毫(由江门至阖邑书院则坐至县前直街下车，若至舍下，则可坐至宜民桥下车)，而新宁铁路火车亦每点钟有车来往，票价尤为便宜，但火车仅在东门车站停留，不如汽车之便利耳。”电信也开通。他在信中说：“兄如到江门，请于电话通知新城西隅路‘浩然’(电话六号)与弟谈话，或留话嘱其转告弟知便妥。”讲到商业，他8月9日给陈垣的信函中说：“江门一埠，商业大有可为，弟对于商业亦颇有阅历，但资本不易筹集，故未作此想耳。”

　　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上世纪30年代江门和新会之间及城市内的交通和通信是方便的，既有铁路，又有公共汽车；票价便宜，间隔时间较短，电话联络也不难，而且公路、马路仍在不断扩宽、延长、增多。从当时来看，江门新会算是交通、通信畅顺的，因而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开展和市民生活是有很大帮助和促进的。

　　(本文载于《江门日报》2007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