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与新会县修志委员会于1933年2月至1934年8月11日期间有七通来往书信，收入《陈垣来往书信集》中，其中新会县修志会致陈垣的函一通，陈垣致新会县修志会(含县长兼县修志会常委会主席)的函六通。这在与同一对象有如此之多的来往书信中，陈垣的往函占七分之六， 来函只占七分之一，实属少见。

　　他们之间的这些来往信函涉及多方面，但主要是就新会县修志事宜进行商讨和决断。

　　一、关于修纂会“总纂”的任职

　　1933年2月，新会县修志会给陈垣一份往函， 称“吾邑志乘， 自林志、彭志增修后，迄今六十余年， 其间文献接踵，有待搜罗者倍于昔日，岂容久付阙如.。”为此，新会县经过提议、重倡、机关团体讨论， 由各方选员组成修志委员会，由县长任当然主席。同时另设一修纂委员会，选举总纂一员，分纂十员，专事编纂。总纂月薪壹佰陆拾元，分纂捌拾元。经过讨论、选举，决定由陈垣担任总纂一职，并说：“伏念先生熏班马之古香，摘屈宋之奇艳，就此权衡人物斧藻文章，必能使简册扬芳， 山川生色。”陈垣收到来函之后，即于1933年3月22日复函新会修志会，愿意担任名誉职务，却婉拒任总纂实职，说“垣离乡廿年，声气隔絶，黄云紫水曾未忘怀，孤陋寡闻，从何措手。又况此间事务猬集，不能遽离，虽欲勉随诸君子之后，实不可得。”接着，他说： “再四思维，唯有函请就地另举贤能，庶易集事。”他还说： “事关桑梓，垣愿任一名誉职以效一得之愚。”后来， 由于新会方面再次盛情相请， “且允许不常川驻会”，便于1933年5月30日复函新会修志会说： “倘将聘书往复寄还，殊非事体，谨暂行留下，以副雅命。”但仍然表示：“惟总篡不必限定一员，似可增聘一人，垣改为名誉职亦不用增加预算。”在双方相持之下，陈垣已留下聘书，便成了不用到会办公而可远距离指挥的修纂会总篡。约经过1年零6天总篡工作至1933年8月4日，陈垣终于致电新会修志会说： “删日之会，垣不能到。总篡一席，实无暇兼顾，仍恳另举贤能。”8月11日再次电函称：“灰电悉，辞意决，请另推主席。”与此同时，他于1933年8月4日也给“收掌”黄霄九一函，申明同一想法，以便及早周全考虑另行选人，免以影响修志工作。

　　二、推荐黄霄九任修志会“收掌”职务

　　1933年6月4日，陈垣致函给新会修志会，提出“志会似应设收掌一员， 专收掌分发各种文件及接洽纂修会与志委会间之事项，并转达总纂与分篡、采访间之意见，其待遇可略如分纂。”还说：“今霄九先生适返家园， 若会中能聘霄九先生，及霄九先生允任此职，则大善矣。”同一天，陈垣又致函新会修志会主席、县长黄槐庭，说： “此次，垣被举为邑志总纂，辞不获已，深惧不胜，惟盼随时指示，俾资遵守，至以为幸。”并称托黄霄九携带信函“到会接洽一切”。黄霄九于6月13日扺达新会家，稍事休息，即往晤跃门、仲湖两位委员，将陈垣致修志会之函交与仲湖；6月17日下午，适值黄县长公出，遂请见教育局长和督学二员，将陈垣致黄县长之函面托教育局长代为转交。7月1日，黄霄九便接到修志会来函，被聘为收掌，月送舆马费50元。

　　三、确定修纂新志的总体思路、方针原则、实务操作

　　主要体现在陈垣的1933年3月22日、5月30日、6月4日致修志会的三通往函中。具体是：

　　1. 重视组织架构设置和联络。他提出修志工作要“选能任使” ，尽快确定分纂、采访员的聘任，“指挥尤须通识”，要“将同人名单并别号、住址、担任职务等开示”，以便联系、请教。

　　2. 注重调查采访。他指示如果官署档册不足，“须继以调查”。

　　他还提出“调查固贵得人”，并向修志会呈送了调查事项。为了使调查细致具体，他说：“譬如自某年起本县有公路若干里，汽车若干辆，今已增至若干里、若干辆。自某年起本县有电灯用户若干家， 电话用户若干家，今已增加若干家。”对这些都要作细密调查。

　　3. 要把新的县志编成“活方志，非死方志”。做到“任举一端，皆可证明本县之进步至何程度”。

　　4. 明确志目、结构和具体内容。他提出对于弘治以来诸志，要“荟其精英，删其芜蔓，正其谬误，补其阙漏足矣”。要做好义例磋商、门类增损、体裁订定、稿件勘阅等等。“关于职官、宦迹、人物诸门，前志已载者是否复载抑补续其所未载， 须公定”。“若建置、古迹、艺文、金石诸门，前志已载者，似应仍行采访以知其是否存在”。纂修年限从宣统三年起，至民国20年止(即1931年)。

　　陈垣身居北平，身系要职，家乡有求，推让不获，仍愿意兼任总纂一职，幷且忠于职守，尽心尽力，超量工作，为修纂新会县志出谋划策， 巨细无遗，其桑梓之情、负责之心、为人之道实在令人敬仰和钦佩。陈垣当年在编纂地方志方面提出的基本理论、思路、方针、原则、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编志工作仍有指导作用和实际价值。

　　(本文载于《江门日报》200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