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字援庵，188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石头乡富冈里，今年（2007年）是他的127周年诞辰。

　　陈垣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非凡的一生。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就是要缅怀他的崇高精神、杰出成就和巨大贡献，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学识渊博，学术泰斗

　　陈垣先生生长在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就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6岁离开故乡到广州，入学私熟，陆续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易》、《尚书》、《礼记》、《左传》等经典著作。从14岁开始用几年时间反复自学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些学习为他后来的国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丰厚的知识基础。他23岁研究《廿二史札记》； 27岁回家乡，在新会(今江门蓬江区)篁庄小学教书； 29岁和友人创办光华医学院(1957年改名为中山医学院) ，并在这个学院学习，暑假东渡日本学习医学；31岁在光华医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仍然书不离手，精思广识，对学问求真务实，仅在他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馆长期间就查阅了馆藏的敦煌遗经8千卷。

　　陈垣先生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在1917年5月7日写成的。其实，称为也里可温的基督教早在元代就十分盛行，只是七八百年来无人研究罢了。是陈垣先生让沉埋的历史真相大白，为元史及宗教史研究作出贡献。陈垣先生早年最满意的著作是 《元西域人华化考》。该书共运用材料220种，引用元明诗文集约100种， 而且善用综合归纳，严谨论证，不用孤证。初拟的原稿有三四大捆，但写成的论文却只有7万多字，故有人说他搜集材料时“竭泽而渔”，写文章时则“惜墨如金”。

　　陈垣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是在1965年10月21日写的《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因“文革”开始，多年未能发表(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据瞭解，从第一篇论文到最后一篇论文的48年间，陈垣先生出版发表的学术论文有175篇，出版的专著有15种，合约300万字。他一生锲而不舍，刻苦治学，著作等身，为我国的史学研究增添了光彩，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向别人介绍他时说： “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读书博、用功勤、做学问下笔不苟。他的研究范围、学术领域很广阔，包括元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医学史、文献学、目録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敦煌学、史讳学以及中外关系。由于他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钻研深，因而造就了他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著述贡献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世界型学者之一。

　　二、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三类

　　(一)宗教史方面。在佛教、道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火袄教等领域有广泛的研究，做到纵横驰骋，左右逢源，在学术史研究中堪称典范。他对古教有四考；对基督教史有30多篇论文；对佛教史研究，不仅涉及有关的史籍、僧人语録，还考订过自晋至清初2800多个僧人的生卒年。他有些论著填补了宗教史研究的空白。

　　(二) 目録、年代、校勘、史讳和工具书研究方面。他认为不了解古代书库的情况，就谈不上如何读书、继承和批判。他12岁在广州私塾读书时，被老师书架上的《书目答问》一书所吸引，便根据此书目録有选择地读书、买书，从而启发了他把目録学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北京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包括3470多种书籍、36277册，他足足花了10年时间每天研读。他是近代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通览《四库全书》的学者。他细处钩沉见功夫，编写了文津阁书“排架图”、《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撰人録》、《四库书名録》、《编纂四库全书始末》等十多篇文章及表册。关于年代学研究，他用了四年时间着成了《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这些虽属工具书类型，但却为研究外来古教、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打开明晰之门，是利人利己的工作。中国历代君王有一个避讳问题，因此在2000多年的古籍中常用改字、空字或缺笔的办法来表述，这给后人阅读带来莫大困难。他经过充分研究，写成了《史讳举例》一书，方便读者检阅。

　　(三)抗战时期的论著。陈垣先生是一位爱国史学家。他对日寇侵华、敌伪统治非常愤慨。他辞去教育部职务之后，潜心读书、教书、著书。这期间，他撰写的论文《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这些著作的选材、文风都与过去的不同，不仅在学术上有新的建树，而且通过所写的内容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痛斥汉奸的精神.

　　总之，陈垣先生学识渊博，著作专深，考证精微，是一代学术泰斗，史学巨匠，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划时代的作用，其学术价值历久而益着，承先而启后。

　　三、辛勤教育，桃李天下

　　陈垣先生18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在广州教蒙馆，在江门篁庄小学、广州振德中学、广州光华医学院教书； 1922年以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26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并先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评议员、院士；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身为辅仁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直至逝世，从事教育工作达74年。

　　陈垣先生教书育人，启迪后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讲课时注意直观教学，联系实际，引导学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重视学生的基础教学，让有根底的老师讲授基础课程， 如规定历史系的学生一、二年级一定要学好“史学名著选读”、“史学名著评论”，他亲自讲授这两门课；又如不论理科生还是文科生，都要学好语文课。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要求每一位老师以科研提高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自己带头做到授课和撰写论文相结合，互不影响，从不间断。他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寻根溯源，鼓励学生动手查找资料，引经据典。凡是要求学生做的作业，他自己预先做出示范答案，而且批改作业细致准确，做到教学相长，确保质量。他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十分严格，但对学生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致凡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离开学校多年仍想念他，感谢他，称赞他是好老师、好校长。

　　陈垣先生认为读书如果有捷径，这个“径”就要由自己去走，还须付出辛勤劳动；如果有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要“读”，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他不仅要求老师和学生这么做，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谦虚谨慎。他所写的每一论著，从来不急于发表，而是写好之后，把稿子放下，过了一段时间，甚至两三年，再重新审视一番，有时还要征求其他专家甚至自己的学生、弟子的意见，加以修改、补正，才拿出来发表。他说：“我作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还要请朋友看过才放心。”他曾经为研究生开过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以《日知録》为教本，他不讲课，要求学生自己读书，找史料，做笔记；然后看学生的笔记，指出其正确与错误，训练学生自己钻研、独立思考的基本功，从根底上掌握知识入门的锁匙。他对后辈的关怀和培养，确是至诚至真，无微不至。当年在陈垣先生门下的一位研究生就是受到这种学风熏陶，按照这一治学方法，开辟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学。这位研究生经过大量考证，写成笔记，集腋成裘，用8年时间写成了《周代社会辨析》一稿；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再把稿子拿出来看，又加进新材料，修改文字，觉得比旧稿子好多了，然后正式发表；他在回顾这一历程时，非常感慨地说：陈垣先生的教诲，“使我一生沾溉无穷”，“是我在史学方面的启蒙老师”。

　　陈垣先生以自己毕生的精力投身教育事业， 先后教蒙馆、小学、中学、大学以至带研究生，从事过医学教育、 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不少人还成了著名的教授、专家、学术尖子、艺术家、领导干部，成为国家的栋梁。正如，他在1959年《教育工作六十年》一文中写道：“在我身边成长了无数青年，今天，他们有的刚刚做教师，有的已担负着领导工作，有的在科学研究上有了很大的成就，有的则已是“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有些人虽然不是陈垣先生及门弟子，而在门外问学，但通过他的通信、面谈的指导、鼓励， 身蒙其益，后来也成了著名的学者。有位学者在回忆抗战期间多次登门拜见，聆听教诲的情景时说： “先生的学问渊深浩瀚，不亲炙不知其博大。”

　　四、追求真理，德高望重

　　陈垣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对敌人大义凛然，对人民忠心赤诚， 为人景仰推崇，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陈垣先生在他漫长的92年生涯中，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封建社会，有32年；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38年；三是社会主义社会，有22年。他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主线是终生不断随着时代而进步，其精神境界，十分难能可贵，令人感动。

　　第一次，上世纪初，他从一个追求功名、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光绪年间，他21岁在县试考取秀才，府试时因文章“多有怪论”，被加以“直类孙文(即孙中山)之徒”。23岁时，他放弃科考，转向关注钻研历史和现实社会。25岁时，美国政府拒絶废除《限制来美华工》的苛约，激起中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他与革命画家潘达薇、高剑父一起创办革命刊物《时事画报》，公开报导孙中山在国外的革命活动。他除了发表文章外，还经常参加群众集会、演讲。27岁时，他“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的状态，一定要使科学发达起来”，而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29岁至32岁，他在完成医学院学业的同时，投入对近代医学和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做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

　　清王朝时期， 正值他青少年时代，他对清政府的昏庸腐朽，痛心疾首， 并积极投入到推翻清廷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斗争中。

　　民国初期，他担任过教育次长职务， 幻想如何办好教育，振兴国家，但时局变幻，事与愿违；由于军阀混战，国家渐弱，民不聊生，他毅然辞职，不理政事。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政治腐败，横征暴敛，百业凋零，甚表失望。抗战前，蒋介石曾邀请他参加国难会议、庐山会议，他都拒不参加。

　　第二次，抗日战争期间，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高度。北京沦陷时期，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政治、思想、经济、生活上受到很大压力。面对言论写作不自由的恶劣环境，他用巧妙的手法，逥避敌人的监视和威胁，通过课堂讲历史和闭门著书，教育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传播抗战必胜信念，幷且要求学生读好书、掌握好科学知识，待机报效祖国。他把宗教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古鉴今，阐扬正气，对忠贞进行褒扬，对奸逆施以贬斥，如以《佛教考》一书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表达自己身处乱世忧国忧民的心情；以《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一书用隐喻的宣传， 寄托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这期间，他撰写了七部史学专著、多篇短文，使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巅峰。与此同时，他还以辅仁大学校长的身份，机智地与敌伪周旋，彰显民族气节。他拒絶了敌伪要他担任“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的职务，拒不执行日本当局要占领区大学挂日本旗、聘日本老师、用日本课本、学生向日本旗行礼的规定和要求。在校运会上，他引《礼记·射义》声明“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人后者不入”。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时候是要受到生死考验的。事实已经说明，陈垣先生以史学为武器，同敌伪展开斗争，充分显示了他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真正是一位令人钦佩和尊敬的具有满腔爱国良知的炎黄子孙。

　　第三次，在解放后，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翻阅陈垣先生的历史，这种发展顺乎逻辑，并非偶然。这里有一个正反对照的实例：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三次派飞机来接他，他不为所动，婉然谢絶南逃；但在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他梦寐以求的新社会呈现眼前，却态度鲜明地表明自己向往祖国独立富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此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书屋的书架上增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眼力不好，就拿着放大镜阅读，他称这是“政治补课”， “做一名马列主义小学生”。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每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回来，只要有毛主席的讲话，他总要请他的秘书将讲话记録加以整理，并写成大字，便以学习。他自觉地要求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接受实际锻炼。1951年，他71岁时申请参加土改， 担任由500人组成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总团长，深入到四川巴县的田间，访贫问苦。1959年，是他虚岁80的耄耋之年，他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于1月28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爱国主义志士，到社会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迈进的历程。他说： “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归宿。蘧伯玉知非之年是五十，我却是年八十而知七十九年之非。”入党之后，他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严格要求自己；即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仍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社会主义事业。1971年6月21日，他病逝于北京医院。家属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几十年来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一大批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4万元稿费交作党费。

　　陈垣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国学大师，历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是我们江门籍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成就和影响在全国， 而他早年思想的形成和知识基础的奠定则在江门、新会、广州。在近代，岭南率先对外开放，较早地融合了中西文化和思想，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学者必然产生巨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陈垣的青少年期间就是同这种特殊的地区文化环境相联系的。

　　陈垣先生享誉全国，闻名世界，作为他的故乡人，我们感到十分自豪和骄傲。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地整理、宣传、学习陈垣先生的先进事迹和伟大贡献，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景仰，不断继承和弘扬陈垣先生的时代精神和懿行风范；要做好陈垣故居以及其他史迹的保管、使用、开放，并把它办成爱国主义、党史教育的基地和富于教育意义的人文景观；北师大以及有关的学术部门、学者提出开展“陈垣学”研究的意见，我们也要为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如此卓有成效的努力， “陈垣”将成为江门五邑侨乡文化名市建设中令人瞩目的新亮点，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无可估量的。

　　参考资料：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本文载于《江门日报》2007年1月19日、2月5日、2月12日，分三天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