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任公。任公着的《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一文(以下简称梁文，见于2018年3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187页)写于1919年。它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21条亡国条约提出、巴黎和会及其中国外交活动为背景，与全国民众的觉醒、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相关的一篇檄文，晓示国民，唤起义愤。回顾历史，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内事件为导火线，交战国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为一方，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成员包括中国、日本)为一方；历时四年多，于1918年11月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战争促进了各国的革命运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首先退出战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和会。参加者有英、法、美、意等31个战胜国。这次会议名义上是为了拟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以战胜国地位出席会议，但操纵会议的美、英、法三国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势，北洋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考虑要签字，北京政府也反映迟疑，不知所措。

　　中国至此的外交是失败的。正如梁文开篇第一句说：“呜呼!和会席上，我国竟一败涂地矣。”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梁文作了分析，认为有内因、外因两方面：

　　关于外因，“其一则日本事前布置之周密与临时因应之机敏也”。他认为：“日本之窥我山东，已非一日，……以军事占领的状态谋承袭德人侵略之遗产。”“其处心积虑眼光四射”。其实，于 1915年2月，协约国军力在东部战场大挫同盟国时，日本作为邻邦，宣布对德宣战，进攻德国租占的山东，并突然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诺。1917年2月，日本步步为营，要挟英、法、意、俄四国签订密约，实施其所得之四项保障。

　　“其二则英法之不我助也”。具体表现：1、1917年2月12日即美、德絶交后第三日，德国潜艇战略极猖獗时，日本乃要求和会对日本在山东权利予以援助，并与英签订密约； 2、日本担心这样还不足够，于同年4月又与美国互换文书，要求美承认其在东亚的优越地位； 3、中国得不到英、法方面的同情。

　　“其三则美总统之受牵掣也”。当时中国政府仍寄望于美国，称此为“唯一之后援”。美国总统威尔逊受到种种牵制，加上“为日本所劫持”，不肯帮助中国。相反，意大利首相为解决芬谟问题连续不断找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全力为南斯拉夫争芬谟。

　　关于内因，“其一则我政府之屡次加绳自缚也”。任公断言，中国政府 “若有眼光有手腕”，应一面在和会上堂堂正正地提出处理山东方案，一面在和会交委会中提出统一铁路外债的动议，“英美必极力为我后援”，“政府则举棋不定”，给专使发去两通前后矛盾的电报 ，造成和会议题混淆，只抓了“琐碎条件”，失去了“山东问题”，弄巧成拙。

　　“其二则参战之假公济私有名无实也”。事实是：1918年9月，德军败亡，和会将开，待讼的山东问题却被断送了。原因是“区区二千万日金(指日本给中国的借款)，供十月初一以后新政府之行政费”。政府向国民、和会人士封锁此消息，日本人更气焰嚣张，扬言“山东事已完全由中日两国接洽妥惬”。致使我国对德宣战成为空话。

　　“其三则驻欧外交官之向不得力漫无布置也”。政府派往欧洲的外交官不作为，既无办事能力，又无工作部署，小事争意气，正事擅阁置。外交失败责任，“政府居十之七八，而专使仅一二”。

　　“其四则政府对于此次和会絶无方针也”。任公是政府和国民外交协会派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在临行前曾向总统及政府当局询及外交方针， “屡询而屡不得要领”；关于山东问题，任公向他们陈述了自己初拟的处理方法，他们“不置一辞”。

　　“其五则专使手腕拙劣且日事内讧失时废事也”。追究与日本签密约的责任，驻使及专使则难辞其咎。他们一面手腕拙劣，事前无与欧洲友邦接洽，听取意见，至使连与日本人订定密约之事一点也不觉察；另一面内部态度不一，所任不明。他们新旧式官僚充斥其间，断送了机遇。

　　“其六则国民批判力薄弱后援无力也”。任公认为，为了不失国土，国民不能灰心短气、软弱无力，要以最大的决心、牺牲的精神，挽此危局。

　　任公所说的中国外交失败，指的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尚未拒絶签字之前(6月27日)的外交失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四运动爆发的具体因素是多方面的，梁文列举其中。任公“胪举其致败之由”，究根社会矛盾，言辞激切，剖析深透，犹如重磅炸弹，击中要害。经过任公斡旋于欧洲、巴黎、使团之间，频走于政府上下，极力扭转不利形势。尤其，他通达于国内外舆论界、广大民众，激发民情，引发五四运动，争取在巴黎和会最后一天的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功不可没。       

　　当时有关往来电文及其经过应属于“五四”历史现场之一，可资例证：

　　1918年9月，迫于日本政府压力，中国政府就德国在山东权益转归日本问题，与日本有一个密约；在巴黎和会开幕后，中日代表因此开展激烈争论。任公得知后，十分气愤，于1919年3月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夑、林长民并转呈大总统，建议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电文说：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限 。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见于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9页)于24日在《申报》刊载。

　　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致函任公，请以该会代表身份，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中国代表虽然在会下多方活动，却毫无效果，和会核心五国仍准备向日本让步。任公在这危急关头，于4月24日急电外交协会；外交协会于25日收到电报，其负责人之一林长民先到政府内部努力斡旋，于5月1日晚派人将(林长民署名)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送达报社，于2日刊于《晨报》二版头条，直称“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此恶耗”， 吼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梁启超的原电文同时见于另栏，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让此，不啻引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见于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80页、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2020年10月编《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研究》第118页)。

　　按照任公的建议，外交协会又发电警告中国在巴黎的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见于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警告他们，要对国对己负责，拒絶签约。

　　随着任公传来“恶耗”的公开(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指的“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有两方面，一是外交协会的行动。他们于5月3日下午4时召开有30名理事参加的会议，作出决议：“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将四项内容紧急通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报刊等部门，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另一方面是北京学生等各界的行动。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任公传回的巴黎和会“恶耗”带回北京大学， 告诉学生领袖许德珩等人。3日下午，北大和北京的10多家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会进行筹划，作出四项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见于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4日，全体学生集中在天安门，举行盛大示威游行。一致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 这一天，学生游行至赵家楼胡衕附近，愤怒之下还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其中有几十名学生被捕。任公知道后，立即发电报给汪、林总长并呈总统：“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见于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后来，这些学生经林长民等人担保获得释放。任公之弟还给被捕学生一些补助金。

　　五四运动开始于学生斗争，但是最后的主力转为工人。由于反动当局继续镇压学生斗争，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罢工，声援学生行动，其规模达到六七万人，后来扩展至各大中城市，形成社会各界参加的全国革命运动。

　　五四游行延续的举国抗议、世界各地华人的激愤反对，对北京政府及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有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但事情尚未完结。北京政府屈于日本压力还是秘密向巴黎发出签约训令，陆征祥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据此立即密电任公，请他通知在巴黎的留学学生进行阻止。6月28日是签字日，在巴黎的留学生、华侨商人等集中起来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住宅，警告他们：“如敢出门，当扑杀之”。 (见于董方奎《新论梁启超》)陆征祥他们迫于无奈，只好向报界发出声明，拒絶签约。直至巴黎和会的结束，日本终于无法实现他们的阴谋。

　　中国在巴黎和会前段的外交是失败的；然而，由于五四运动越发猛烈，中国最终取得了巴黎和会的胜利。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应如何评价任公在五四运动的作用？有学者说，“任公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有学者指出，任公的急电是“促发五四运动的引火线”，任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装满炸药”。从上述的往来电文中可以看岀，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许德珩等人是与五四运动初始有联系的关键人物。陈独秀认为，“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见于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上述观点的表述各不相同，笔者都有同感。因为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确实与任公的努力有不可分割的直接关系。当然，这与声势浩大持久、改变中国进程的整个五四运动相比，任公的义举犹如一部史诗乐曲的引子。任公可能不曾想过自己当时的行动会导致后来的五四运动，更没有具体参与五四运动的事前策划。但诚然，他是把“消息传到国内”的亲历者。

　　由此看来，五四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的，是任公等“晚清辈”和“新文化人”承前启后、共同合作的产物。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更加广泛传播，这两者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曽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9页)任公没有这么表述五四运动。他在几年后曽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其一是欧美人头脑里头有“中国问题”，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其二是“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其三是“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 (见于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他仍然是从爱国意义上认识五四运动。

　　显然，梁启超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发生时期，支配他一切言行的是爱国主义，是忠心报国。他是中国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勇士。他的这一思想、情怀和行动，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注：凡本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为梁启超着《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之引文。

　　(本文发表于2019年4月12日江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举办的“梁启超与五四——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座谈会”，并收入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