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奇才。他“一门三院士、九子皆英才” 的优秀家风建设，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成为文明家庭的学习楷模。近年，其家风建设事迹在北京和一些地方举办展览，得到高度评价和强烈反响。

　　任公良好家风，开创和形成于他的祖父和父母，传承和发展于梁启超夫妻，继承和弘扬于梁家的子孙后代。而任公是梁氏家风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从新会梁氏族谱可知，梁家世居的新会茶坑村最早入住的梁氏宗亲是明代初期从开平迁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至梁启超祖父一代经历了12代人。在家乡，从任公的祖父梁维清开始，过着亦农亦儒、半农半读的生活；他受到岭南大儒陈白沙理学思想的影响，尊崇“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到了任公一代，他学贯中西，博采众长，趋利除劣，迎合潮流，在“扬弃”前辈家风内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充满时代特色的优良家风。这里既有儒家的克己求仁、墨家的勤俭寡欲、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等等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更具现代的磨炼人格、彰显社会等伦理精神，以努力使每个家庭成员成为健全的人的综合品格。

　　下面从三方面来探讨：

　　第一，任公优秀家风的教育和修养

　　1. 现代家风文明，作为一种伦理文化，它经历对道德遗产摈弃继承的过程，既弘扬传统的，又兼容现代的。梁启超最初也曾为功名利禄而奋力，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自从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之后，其人生思考、个人奋斗发生了变化，开始投身于拯救国家危亡的运动之中。他过去也曾传播古人的“人伦”、“伦常”、“五伦”等伦理思想，后来更热衷于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尤其引进了西方伦理学。甚至连“伦理学”这个词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等伦理学关键术语都经他之手，得以重构、定型和传播。他还试图以“伦理学”弥补国民素质，倡导“私德”、开启“公德”，“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道德救国。当然，他以德救国不成功，但弘扬中华传统的伦理家德，同时吸纳现代伦理思想，以德理家却令国人称颂。

　　2.关于家风精神培养， 任公要求每个家庭成员 “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炼” 。而且要坚持不懈，说：“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如何修养，他把科学修养和儒道修行两个方法加以并用，认为其方法不仅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将中国儒家道术用来打底子，奠定做人的基础。同时，他主张中西结合模式，既要继承民族的道德遗产，又要发扬现代的自由平等新风尚。

　　3.任公的家风建设，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相结合，使家庭教育的手段和目的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其家风建设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 “情感是磁铁，分量越大，吸引力越大”。情感“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在家风传承中，如果缺乏情感的投入，只讲道理，这个教育就显得枯燥生硬又仓白无力；但只有满腔热情，而缺乏晓之以理，这个教育也是盲目而无效的。任公同孩子们的情感无比炽热，情真意切，奔放平等，充满慈父之爱。连称呼都特别亲切，对思顺称“娴儿”、“宝贝”、“顺儿”，对思懿取外号为“司马懿”，对思宁称“六六”， 对思礼称“小白鼻”、“老白者”，他们在外国时称他们是“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他经常和子女聊天，都充满幽默和关爱，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任公真切体会到：“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么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任公对孩子的真情爱意，象强大的磁力深深吸引着他们，给他们以终生的影响，以至思礼回忆起父亲时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4.在弘扬良好家风中，任公强调要有理想的同时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而对现实执着的同时又不能缺乏对理想的追求，“哲学之理想乃最高之理想”。 任公本人是一位充满爱国救国志向的理想主义者。他通过学习西方现代的先进理念，得风气之先，认识到旧中国的积弊，对改变封建王朝、造就新中国充满理想，并以实际行动去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任公这些理想和实践，在当时无法获得彻底的成功。他几十年处于政治漩涡中，多坎坷，多挫折，几度出入政治、学术之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甚至遭到当时一些故意贬抑和丑化。对此，任公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轻声一句，不以为意。他坚持笃定的理想和信念，仍经常教育子女做人不可骄盈自满 ，又不可怯弱自馁，要把自已的远大理想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他强调说： “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 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任公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人学做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现代人 。在处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任公注重对孩子们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创新性独立性的生活能力。他认为：“人生之旅途苦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之可言”。然而，这种教育需要一定的磨练、改造和足够的修养工夫。 道德修养，是指在道德品质方面的修身养性，在形式上是一个曲折迂逥上升，并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自我教育过程；这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激励道德的升华，防止道德的堕落，要紧抓苗头，扶正祛邪，即使小事也不放过。当孩子遇到不开心之事，他还亲自开道化解。例如，思成因不幸被汽车撞伤要住院，对按时留学有点憔虑不安，任公便写信给他说“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林徽音的父亲在军阀战中不幸牺牲，任公便安慰她“不致因悲痛伤了身体”，“人之生也，与忧思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并通过思成向徽音转话：“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第二，任公家风修养的形式和方法

　　任公认为，德性涵养的工夫须要“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就是注意在实践中学习、教育、提高。 这“工夫”的主要形式方法有：

　　其一、故事感化。尤其在启蒙阶段，这是入门的一种教育形式。任公的家乡处于崖山附近，向南走就是南宋灭亡（1279年2月）的古战场。任公小时每逢清明节拜山都经过此地。祖父便把南宋军民反击元军的忠烈故事反复讲给年少的任公听。爷爷越讲越动情，任公也越听越感动，萌发了爱国报国的情结。同样，任公向自己的孩子传承家风也是从讲故事开始的，他经常向孩子们讲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的故事，给他们灌输爱国思想，激发他们长大后为国报国的情怀。

　　其二、书信传教。任公国事公事繁忙，家聚较少，加上孩子们留学在外，利用书信联络便成为传承家风的主要方式。他给孩子们的家书保留至今的约有400多封。这些家书奔放、情真、意切，既有父亲对孩子们的冷暖问候、病痛关切、家事交谈、倾心聊天，更多的是对孩子们的成长期许、指点迷津、时事纵论等。这是梁家典范家风建设的佐证、文物和好教材，是留给孩子们以及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

　　其三、以身示范。他特别推崇孔子，认为“最要紧是以身作则，然后感化力才大”。他在“教训忠忠(思忠)”的家书中就表明要以自己的行动去教育、影响孩子们的成长，指出：“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梁家满门俊秀，与接受任公的言传身教、模范遗传息息相关。任公夫妻 “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以及心境乐观、健全人格，这对孩子们的影响、灌输是潜移黙化的、持续不断的。任公给长女思顺的书信说：“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可见任公的施教，不是相蒙相欺、虚伪空谈那一套，而是真诚恳切、言行一致的。

　　其四、商议引导。任公以现代的道德公准处理家风教育中的父子关系，不仅是慈爱而不溺爱的父亲，更是严格的导师和朋友。对孩子们的家教，没有理论说教、训斥指责，更没有惩罚和鞭挞，只有循循善诱，耐心说服。任公在六岁时曾因一次说谎，受到母亲一顿训斥，“力鞭十数”。因为，“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人无信不立”。事后，任公说：“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 尽管如此，任公没有仿效母亲的这一做法，却是“以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苦乐观去影响子女们，以商议的方式去指导孩子们，以鼓励、勉励、表扬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们。”

　　其五、善用“慎独”。所谓“慎独”，就是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要小心谨慎，不做不道德的事情，这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方法。因为包含某种合理因素，它自秦汉始至今仍然在中国伦理思想中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任公从22岁开始成为维新变法领袖之一，走上了救国救亡之路，是一位先知先觉、引领潮流的旷世奇才。身处如此激烈竞争、大浪淘沙年代，如何处理个人的私德公德言行问题？他主张钞用“省察法”、“内省自镜”、“道德自善”、“默默自修”的老方法，这就是在实践中注重内在修养、严格自律、涵养正气。对于孩子们的品质培养，他在孩子们不在身边时都是通过一对一的家书、口信形式，要求他们在独立生活时保持十二分镇静，注重自我教育，慎重德性磨炼，不断克服自己的不足和毛病，不至于因舒适或挫折而失去自控定力，甚至悲观沉郁、道德堕落。这说明，善用“慎独”对于培养个人的私德公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任公的优秀家风和家庭建设是名副其实的、极为罕见的典范。它渗入了任公的思想体系而形成独特的家德传承理念。

　　第三，任公优秀家风的精神和规范

　　道德规范是道德原则的体现和补充。所谓规范是标准、准则的意思，其结构是多层次的，是一定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中国古代有一讲法，认为道德规范来自天命，这是唯心主义的解释；而另一讲法，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虽是唯物主义的，但有片面性。任公家风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理念和范畴，则是梁家世代尤其从爷爷一代开始，经过不断磨练的实际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与时俱进的准则和趋向。

　　任公优秀家风精神是爱国、敬业、自强、勤俭、笃学，其内核是爱国报国：

　　1.笃学，就是专心好学；是梁家最基础的一种做人的态度和追求，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任公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着眼长远。要求每个成员必须从幼教开始，至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乃至以后的职业，都要毫不放松地抓好学习。其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要注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任公自祖父一代起都“始肆志于学”，其祖父考取了秀才，其父也成为很好的教书先生。任公本人两岁识字，四岁读经典，八岁作千字文，十一岁考秀才，十六岁中举人，闻名乡里。他一生通读中西，知识渊博，笔耕不辍，重要著作100多种、字数2000多万，建树显赫。在中国，任公是第一个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人，是公开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先驱。他的著作影响了数代中国青年人，最早的革命派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都受到他的新学启蒙和思想洗礼。

　　如何做学问呢？任公认为：“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谂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但是，“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在教育实施中，既有整体要求，又有个别指导。小时着重抓家教，有任公亲自上课，有外教上门讲授，在家里还设实验室学“数理化”；待他们长大后到国外留学，仍指导他们度身选择学科、专业，接受西方教育，扩大学术境界，努力中西兼通。在日本时，长女思顺除了读日语学校，还亲自教她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长子思成推迟赴美国留学，任公便要求他在此期间自修经典。由于任公的重视，孩子们都能背诵《四书》《五经》等著作，在接受西方文化时能够借鉴比较。在任公的教导下，九个子女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对学习孜孜不倦，勤学向上，学有成就，靖献于社会。思成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究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2.勤俭，就是勤奋节俭；是梁家世代相传的一种优良传统。任公牢记父亲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檏素家风的训诫，从小就教导孩子们：如果“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走” ，但不要“损坏身子” 。他给思顺的书信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要坚守“寒士家风”。 在日本逃亡14年期间，他生了5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甚至有时餐桌上只有米饭加咸萝卜，要求孩子们上学赶路自带饭团，不许乱花钱；在外国留学只给足够的学费和少量用费，如仍缺钱则鼓励勤工俭学。思礼在美国留学正是这样做的，他经过自己艰苦努力，获得全额奬学金和生活津贴；在课余时间还坚持到餐厅当洗碗工，到游泳池当救生员，到工厂当工人。

　　3.自强，就是自已努力向上，永不懈怠；是梁家做人的一种优秀品格和刚毅意志。梁家注意在道德培养、人格磨炼、志向确立等方面去增强自强的意识和能力，而“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任公在致孩子的书信中就强调：“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 。你们这辈青年 “要挨极艰难困苦的境遇”，“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任公一生，命途多舛，历经风险，但仍保持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成为青年的人格模范。任公的子女个个在成长中都不是那么一帆顺风的，在事业上也不是那样无险无阻的。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梁家家风中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勇气。

　　4.敬业，就是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任公认为“敬业即是责任心”；是梁家家风的一种对待“天下事业” ，勇于担当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梁家的敬业精神是一代传一代的。任公的父亲病重时，坚持不告知正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任公，好让他安心国事，直至父亲去世之后70多天，才转告于他。任公晚年身体不好，但仍带病到课室讲课；治病期间，仍履约上台演讲。这一示范行动对孩子们的教育很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成和徽音患病严重，生活贫困，仍与同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对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研究；解放后，思成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徽音也在文艺领域取得了显着的成就，这些是他们将敬业精神发挥极至的结果。

　　5.爱国，就是热爱和服务自己的祖国；是梁家家风的核心和主线。任公曾回答提问时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就是救国。”他教育子女从不放松爱国主义这根弦，经常对孩子说：“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 “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他充满救国图强的情怀，对国体、政体、法制、经济、文教等国事进行研究，积极实践，鞠躬尽瘁，成为爱国的楷模。正如梁思礼后来归纳的“综观他的一生，爱国图强是他的思想核心，变革创新、与时俱进是始终贯穿他人生历程的思想精髓。”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七个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学成之后，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拒絶了有关方面的挽留，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服务，幷且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在各相关专业成为国家顶尖能人。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公开赞扬任公家族一位成员的爱国报国精神。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共党员。他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建国前夕起程回国，曾在邮电部电信研究所、总参通信部电子科研所工作，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任自动研究室主任，继而任航天部总工程师，是我国第一个地对地导弹、核导弹、远程液体导弹、长征二号和三号运载火箭的负责人之一、副总设计师，成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还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远程液体地地导弹的研制、13发弹的飞行鉴定试验、“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并准确实现核爆炸、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为我国远程导弹研制成功做出卓越贡献，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于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并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奬二等奬、老教授科技兴国奬等。他于2016年4月14日病逝，习近平总书记发唁电，高度评价梁思礼优秀的精神、风貌、功绩，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礼同志毅然归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伦理学”这个词，原于希腊文，译为英文叫“艾思克思”。日本学者再从英文翻译，借用中文“伦理”二字，译成日文“伦理学”。因日文这三个字与中文一样，中文也叫“伦理学”。“伦理学”原意是品质、风俗、习惯的意思，英文相当于品德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道德现象，它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风是品德的第一堂课，是伦理文化之根基。上述梁启超五方面的家风精神规范，虽然没有查到任公以家训、家规形式的文字记载，而是体现在任公的演讲着文、日常家教、往来家书尤其梁家成员的言行表现之中。任公对中华伦理思想的研究颇具深度，用语尤为讲究，幷且在家风规范中加以结合运用、融合体现。例如：

　　1.关于笃学，任公强调子女背诵的《论语》就提出“笃信好学”，“不耻下问”，“有教无类”，“知者不惑”，防“六蔽”要“好学”，其实是把笃学作为修德的一个重要原则。除《论语》外， 任公还要求孩子熟读《四书》（尤其中的《大学》《孟子》）《五经》《荀子》《墨子》《后汉书》《战国策》《左传》《古文观止》《国学源流》等等，就是要让孩子们理会、接受其中的传统伦理精神，营造优秀的家庭风范，修炼做人的品格。

　　2. 中华文化最为长久、深固的当属伦理文化， 已有几千年的传承。它藴含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形成中国特色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据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最初产生于周代，开始以“有孝有德”为基本内容， 并有“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 的表述；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尤其儒家逐步形成，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等系列著名伦理著作，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伦理诉求，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的基础。宋明时期的伦理道德之学更成熟为独特的中国哲学。   

　　中国的道德传统，以修身为本，重视知行合一的修德功夫。“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 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范畴，是经过数千年的锤练而成的， 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任公在践行家风和青少年教育中特别强调“智仁勇”兼备，“礼孝仁爱”并重， 所彰显的其他家风精神“勤俭、自强、敬业、爱国”等也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内涵。

　　中华传统伦理文化尤其注意处理家与国的关系，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家国不能分割。任公认为：“德为先，国为本”，“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他教导孩子们说：“论理毕业后回来替国家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以指明孩子们的人生之路。在家风规范中，如此重视弘扬爱国报国精神，就因为它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内核、最崇高的社会公德。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良好家风建设是非常成功的。家风和社会风气一样，都是伦理实体的精神体现。任公把中华传统的伦理思想和现代的伦理学原理融合运用于家风建设中，其主调非常鲜明，方法极为科学，经验十分宝贵，成就了中西合璧、和谐幸福的好家庭。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要重视家庭建设” 重要指示的今天，我们值得宣传、推广、效仿梁启超好家风好家庭建设的经验。

　　(本文发表于2020年10月23日江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举办的“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研究”座谈会，并收入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