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奇才。他“一门三院士、九子皆英才”的良好家风建设，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成为文明家庭的学习楷模。近年，其家风建设事迹在北京和一些地方举办展览，得到高度评价和强烈反响。

　　梁启超的好家风，开创和形成于他的祖父和父母，传承和发展于梁启超夫妻，继承和弘扬于梁家的子孙后代。因而，任公是梁氏家风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梁氏家风主要精神是爱国、敬业、自强、勤俭、笃学、友善，其核心是爱国报国。在中华家庭教育史上，任公的家风传统创造了历史纪録，超过了宋代王应麟撰《三字经》里窦燕山“五子登科”和近代章炳麟重订《三字经》里所谓荀季和“教八子名俱扬”（此事例未经证实）的家教；王章二人虽称名垂千古，但仍不及任公教子出才俊的成功。所以说梁启超家风和家庭建设是名副其实的极为罕见的典范。它渗入了任公的思想体系而形成独特的家风建设理念。

　　梁启超好家风薪火相传的经验妙方有哪些？本文试从以下四方面的辩证关系加以考究：

　　一、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从新会梁氏族谱可知，梁家世居的新会茶坑村最早入住的梁氏宗亲是明代初期从开平迁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至梁启超祖父一代经历了12代人。在家乡，从任公的祖父梁维清开始，过着亦农亦儒、半农半读的生活；他受到岭南大儒陈白沙理学思想的影响，尊崇“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到了任公一代，他学贯中西，博采众长，趋利除劣，迎合潮流，在完善前辈家风内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充满时代特色的良好家风。这里既有儒家的克己求仁、墨家的勤俭寡欲，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更有现代的磨炼人格、彰显社会精神，以努力使每个家庭成员成为健全的人的综合品格。

　　为了形成、完善、传承、弘扬优良的家风，任公的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以及任公本人三代主人公切实做到把言传和身教结合起来。所谓言传，就是在口头上表达、传授，所谓身教就是在行动上为人师表、带头示范，且身教重于言教。他的祖父和父亲忠实地践行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家风家训，努力服务社会，勤俭持家；任公本人更是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地做出榜样。要求子女做到的事，任公自己首先做到，例如：同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实行“戊戌变法”；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复辟帝制；积极参加护国战争，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巴黎和会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为五四运动做舆论发动工作……由于任公的爱国楷模作用，因而要求子女重视内在修养、不忘社会责任，就具感化力、说服力和号召力。

　　任公的九个子女尽管各有所好、各有所学、各有所事，但他们坚持磨炼意志，培养瞭高洁的思想品德和兢业精神，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卓越建树、突出贡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老大、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她精通日语，熟悉英语，解放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老二、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代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曾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曽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在抗战中，他向盟军建议不要破坏日本的古都——京都和奈良，保护文物古迹；他同林徽音一起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设计工作；他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老三、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他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参加过美国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回国后曾负责昂昂溪遗址、小屯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殷墟遗址、殷王陵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明确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轰动中外学术界，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于1950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积劳成疾，于1954年英年早逝。

　　老四、三子梁思忠，他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加入国民政府十九路军，立即被任命为炮兵上校，指挥才能独特。后不慎喝了路边脏水，患上腹膜炎，又贻误医治，病逝时年仅25岁。

　　老五、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她精通英语，懂得法、德、俄语，为中国图书馆事业默默耕耘五十年。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出席世界图书馆会议；擅长西文图书分类编目工作，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专家。

　　老六、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和工商管理工作，1949年在国务院外资企业局调研处任科长，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参与中科院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的编写工作，做出了贡献。

　　老七、三女梁思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动员并送妹妹思宁参加新四军，与黄华、龚彭等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南下在妇女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美期间参加宋庆龄“中国福利会”，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妇联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并出席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老八、四女梁思宁，新四军战士，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错误开除党籍，仍信仰不变，1983年获得平反，恢复党籍，享受离休待遇。

　　老九、幼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共党员。他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建国前夕回国，曾在邮电部电信研究所、总参通信部电子科研所工作，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任自动研究室主任，是我国第一个地对地导弹、核导弹、远程液体导弹、长征二号和三号运载火箭的负责人之一、副总设计师，成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还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远程液体地地导弹的研制、13发弹的飞行鉴定试验、“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并准确实现核爆炸、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为我国远程导弹研制成功做出卓越贡献，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于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并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奬二等奬、老教授科技兴国奬等多项。他于2016年4月14日病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唁电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礼同志毅然归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二、坚持动情与晓理相融合

　　梁启超的家风建设，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融合起来，使家庭教育的手段和目的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其家风建设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家风建设中，如果缺乏情感的投入，只讲道理，这个教育就显得枯燥生硬又仓白无力；但只有满腔热情，而缺乏晓之以理，这个教育也是盲目而无效的。所以，任公指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么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为什么要以情动人？

　　其一，任公认为：“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任公对孩子的关怀无微不至，同子女的情感无比炽热。他给子女的信笔端饱含感情，情真意切，奔放平等，充满慈父之爱。连称呼都特别亲切，对思顺称“娴儿”、“宝贝”、“顺儿”，对思懿取外号为“司马懿”，对思宁为“六六”，对思礼称“小白鼻”、“老白者”，他们在外国时称他们是“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他在交谈和书信中经常和子女聊天，都充满幽默和关爱，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当知道斐儿学会弹琴，便写信给斐儿说，“你快弹一个，用无线电打回来。公公这里有收音机，我同老白鼻也要听听。”只有三四岁的小儿子思礼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他便开玩笑的说，“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当知道思顺对丈夫希哲的管束有情绪，他在信中便说：“我说狠该。你说老白鼻和你，爹爹是不会骂的，不过那老白鼻最怕爹‘瞪眼’，你以后要不听希哲的话，他写信来告你时，我也要‘瞪眼’哩!”

　　其二，情感是磁铁，分量越大，吸引力越大。任公给孩子们每次面授、每封书信都透露父亲的真情爱意，象强大的磁力深深吸引着他们，给他们以终生的影响，以至思礼回忆起父亲时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其三，情感“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情感这东西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需要进行陶冶和培养，以使真善美发挥出来，把假恶丑淘汰下去，情感的神圣作用就在于此。任公是通过艺术如音乐、美术、文学等形式，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将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吹进他们心坎里。任公曾写信给次女思庄说：“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已娱乐的学问……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不少，甚好甚好。”⑥她后来先在加拿大留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再到美国留学取得图书馆学士学位，到后来成为多才多艺的著名图书馆学家，这与她从小就爱好艺术、多看文学有密切关系。为了激发孩子们对书法兴趣，任公专门邀请知名国画家到家中绘画，给孩子们讲授国画的法则和笔法。任公除经常给孩子们作书法示范外，平时也写一些书法小品，作为小孩们学习成绩优秀的奬励。在任公看来，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要修养自己的情感，就要充分发挥艺术的特殊价值和作用，极力使自己的情感“往高洁纯挚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

　　三，坚持理想与现实相一致

　　理想，是对未来的理性愿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现实，是现存实在的事物，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弘扬良好家风中，任公强调要有理想的同时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而对现实执着的同时又不能缺乏对理想的追求，而“哲学之理想乃最高之理想”。

　　理想可转为未来的现实，现实源自于过去的理想，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经过自己艰苦的努力。任公本人是一位充满爱国救国志向的理想主义者。他通过学习西方现代的先进理念，得风气之先，认识到旧中国的积弊，对改变封建王朝、造就新型国家充满了理想，并以实际行动去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然，任公这些理想和实践，在当时无法获得彻底的成功，他几十年风风雨雨，进进退退，几度出入政治、学术之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遭到当时一些故意贬低和丑化。对此，任公在生时并非一点也觉察不到，鉴此他经常教育子女做人不可骄盈自满，又不可怯弱自馁，要把自已的远大理想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

　　对于幼小，任公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注意从小开始立足长远，鼓励孩子们永远都要将实现人生理想作为第一要务。他给思顺的书信就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还强调“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⑥

　　对于学习，任公认为“经训为国性所寄，全国思想之源泉”，若废而不读，则传统文化道德龢民族精神即将消失。他非常重视和鼓励孩子们有选择地诵读经书，认为这对孩子们将来实现自己职业的理想关系极大。在日本时，思顺除了读日语学校，还亲自教她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思成推迟赴美国留学，任公便要求他在此期间自修经典。由于任公的重视，孩子们都能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在接受西方文化时能够借鉴比较，做到中西融通，扩大学术境界。思成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究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任公还强调，学习专业要有理想，但不能有不切实际的狂想；学习兴趣要广泛些，不能过于专门化，太单调的学习生活易生厌倦；要劳逸结合，不要变成书呆子。

　　对于职业，任公深知读书留学是同毕业成才、就业选择、为国服务紧密相关。为了成才，他主张现实地看待孩子们的学习，认为“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应该“优游涵饮，使自得之”，“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作用”。他给孩子们的信说，关于将来的职业发展，要结合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至于如何选择，要选择适合自己特长、爱好和发展前景的专业。

　　对于做人，任公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教人学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在处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任公注重对孩子们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创新性独立性的生活能力。他认为：“人生之旅途苦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⑥，“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之可言”，才“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上去”。任公还强调，这种教育需要一定的磨练和改造，如果“修养工夫未够，也许便因挫折而堕落”。例如，思成因不幸被汽车撞伤要住院，对按时留学有点憔虑不安，任公便写信给他说“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林徽音的父亲在军阀战中不幸牺牲，任公便安慰她“不致因悲痛伤了身体”，“人之生也，与忧思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并通过思成向徽音转话：“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对于为国，这是人生最崇高的理想。任公认为：德为先，国为本，“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论理毕业后回来替国家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在任公的长期教诲下，孩子们在实践中都努力磨练自己，争取成为意志坚定、成德达材的开创者，以一流的工作去实现为国服务的理想。

　　四，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内容是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实质或存在的情况；形式是指事物的形状、结构。而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这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因而这两者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任公非常和谐和巧妙地把弘扬良好家风传统的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做到以身作则，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显示其理念、路数、方式、方法的特色和成效。

　　任公优良家风的主要内容有：

　　1.笃学，就是专心好学；是梁家最基础的一种做人的态度和追求。它伴随着每个成员的一生，从幼教开始，至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乃至职业之后的终身教育。任公自祖父一代起“始肆志于学”，其祖父考取了秀才，其父也成为很好的教书先生。任公本人两岁识字，四岁读书，八岁作文章，九岁写千字文，十二岁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闻名乡里。他一生通读中西，知识渊博，笔耕不辍，重要著作100多种、字数2000多万，建树显赫。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九个子女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对学习孜孜不倦，学有成就。他们都分别由任公进行早期教育，甚至请家教，在家还设实验室，学习“数理化”；到他们长大后其中7人到国外留学，仍具体指导他们度身选择学科、专业，接受西方教育，立志做一个中西兼通的人。

　　2.勤俭，就是勤奋节俭；是梁家世代相传的一种优良传统。任公从小就教导孩子们：如果“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走”，但不要“损坏身子”。他给思顺的书信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要坚守“寒士家风”、“忠厚为本”。在日本逃亡期间，他生了5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甚至有时餐桌上只有米饭加咸萝卜，要求孩子们上学赶路自带饭团，不许乱花钱；在外国留学只给足够的学费和少量用费，如仍缺钱则鼓励孩子们勤工俭学。思礼在美国留学正是这样做的，他经过自己艰苦努力，获得全额奬学金和生活津贴；同时还坚持到餐厅当洗碗工，到游泳池当救生员，到工厂当工人。

　　3.自强，就是自已努力向上，永不懈怠；是梁家做人的一种优秀品格和刚毅意志。梁家注意在道德培养、人格磨炼、志向确立等方面去增强自强的意识和能力，而“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任公在致孩子们的书信中就强调，你们这辈青年“要挨极艰难困苦的境遇”，“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他给思顺的书信还说：“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任公一生多坎坷、多挫折，但他从不放弃理想和丧失信念，仍保持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成为青年的人格模范。任公的子女个个在成长中都不是那么顺风顺水的，在事业上也不是那样无险无阻的。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梁家家风中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勇气。

　　4.敬业，就是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任公认为“敬业即是责任心”；是梁家家风的一种对待“天下事业”，勇于担当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梁家的敬业精神是一代传一代的。任公的父亲病重时，坚持不告知正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任公，好让他安心国事，直至父亲去世之后70多天，才转告于他。任公晚年身体不好，但仍带病到课室讲课；治病期间，仍履约上台演讲。这一示范行动对孩子们的教育很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成和徽音患病严重，生活贫困，仍与同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对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研究；解放后，思成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徽音也在文艺领域取得了显着的成就，这些是他们将敬业精神发挥到极至的结果。

　　5.爱国，就是热爱和服务自己的祖国；是梁家家风的核心和主线。任公充满救国图强的情怀，对国体、政体、法制、经济、文教等国事进行研究，并积极实践，鞠躬尽瘁，甚至不顾自己的名声、利益的得失和生命危险，成为爱国的楷模。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七个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学成之后，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拒絶了有关方面的挽留，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服务，为国贡献，幷且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在各相关专业成为国家顶尖能人。

　　对于好家风的培养和形成，任公认为，德性涵养的工夫须要“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这“工夫”的主要形式有：

　　1.故事感化。尤其在启蒙阶段，这是入门的主要形式。任公的家乡处于崖山附近，向南走就是南宋灭亡（1279年2月）的古战场。任公小时每逢清明节拜山都经过此地。祖父便把南宋军民反击元军的忠烈故事反复讲给年少的任公听。爷爷越讲越动情，任公也越听越感动，便萌发了爱国报国的情结。同样，任公向自己的孩子传承家风也是从讲故事开始的，他经常向孩子们讲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的故事，向他们灌输爱国思想，激发他们长大后为国报国的情怀。

　　2.书信传教。任公国事公事繁忙，家聚较少，加上孩子们留学在外，因而利用书信联络便成为传承家风的主要方式。他给孩子们的家书保留至今的约有400多封。这些家书奔放真情意切，既有父亲对孩子们的冷暖问候、病痛关切、家事交谈、倾心聊天，更多的是对孩子们的成长期许、指点迷津、时事纵论等。这是梁家典范家风建设的佐证、文物和好教材，是留给孩子们以及我们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这些家书保存至今，最早一封是1911年9月19日，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任公从日本启程回国到达大连时写给还在日本的长女思顺的。此后十七年里，除了1914年和1917年没有发现家书外，其余十五年中每年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从家风传统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家书主要表达了任公对孩子们慈父之关爱和教育，以便引导孩子们的思想和行为朝着正确轨道上前行，希望他们个个“活泼有春气”，健康成才，贡献社会。

　　3.以身示范。梁家满门俊秀，与任公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息息相关，以自身生动实践去影响孩子最深刻、最有效。任公夫妻以身示范主要表现有：（1）“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任公政途多舛，生计有难，但他从没有埋怨和泄气的情绪，还是按自己既定的路向坚持下去。任公去世后，孩子们大多还在读书、思礼只有五岁，但他们的母亲、任公二夫人王桂荃立即从贤内助变为总管家，面对生活磨难，毫不气馁，硬是把这个家撑持起来，还设法把思礼送去美国读书，继续将孩子们培养成才。父母的行动对孩子们的感染极大。（2）“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任公仍以坚定不移的人生观去指引自己的言行，给孩子们的一生烙上深刻的记印。（3）任公生涯忧患，但仍然心境乐观，健全人格。正如他给思顺的书信所说的“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

　　4.商议引导。任公对孩子们的家教，没有理论说教、训斥指责，更没有惩罚和鞭挞，只有循循善诱，耐心说服。任公在六岁时曾因一次说谎，受到母亲一顿训斥，“力鞭十数”。因为，“人无信不立”，“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事后，任公说：“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尽管如此，任公没有仿效母亲的这一做法，却是“以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苦乐观去影响子女们，以商议的方式去指导孩子们，以鼓励、勉励、表扬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们。”任公的家庭氛围非常亲昵和谐而充满欢乐。孩子们去游玩，他陪着，兴致很高；孩子有病痛，他亲自护理；春节到了，他给孩子们做新衣，给人人一样多的压岁钱；孩子出国读书、分离后，他给每个孩子写信，无所不谈。如果发生重要事情乃至学术争论，他则以商量的口吻，与孩子们商议解决。例如，关于思成学成回国职业，任公就与思成商议两件事：一是到哪所大学任教，是到清华大学还是到东北大学，甚至暂时不得职业？任公“生性爱管闲事”，都为他联系了这两所大学，幷且摆明瞭各校所处的政局环境；另一事是回国的路线和时间如何，途中如何考察？这两事，任公只帮手筹划，并以商议的语气与思成交谈，絶不强加于他，最后“全要由你们自己决定”。

　　5.亦师亦友。在孩子们的眼里，任公不仅是慈爱而不溺爱的父亲，更是严格的导师和朋友。这种重要的形式使家风的传承总是处于和谐融洽、互相尊重的氛围之中。任公以现代的道德公准处理家风教育中的父子关系，其教育效果显着：（1）教育的出发点是理性的民主的，又是群体的互动的；教育的归宿点是双赢的，教育者所施教的结果是成功的，而被教育者所受到的教育心悦诚服，言行得到升华。（2）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是平等平和的，有鼓励有商量，甚至可以讨论商榷。（3）这是一种趣味教育、快乐学习。任公承认自己“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认为“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将趣味主义融入家教之中，可以使孩子们产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的心理能量，从而培养奋发有为的精神和坚毅刚强的性格。

　　由此看到，传承家风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融合的。就是说，家风传承内容自然而然地融化在它的传承形式之中，家风传承形式的每个过程又充满家风内容，而抽象的内容和空白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良好家风建设是非常成功的。他辩证地处理好这四个关系，其主调非常鲜明，方法极为科学，经验十分宝贵，成就了中西合璧、和谐幸福的好家庭。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要重视家庭建设”重要指示的今天，我们值得宣传、推广、效仿梁启超好家风好家庭建设的经验。

　　(本文发表于2018年5月19日《江门日报》，并在同年8月广东社会学学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主办的“广东第三届中国姓氏文化大家谈征文”中，被评为二等奬，收入论坛筹委会编印的“弘扬优秀家风文化主题论坛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