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时,家境虽谈不上优裕但也衣食无忧,所以三年自然灾害倒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小学四年级时开始“文化大革命”。年龄尚小,没做过批斗老师校长的事。对这场运动,最初像很多不谙世事、家庭又没有被深深卷入的孩子一样怀有神圣感,热衷于跟在大人后面煞有介事地听辩论、看大字报,觉得每天不用上课做作业倒也快活。但好景不长,先是出身不好的姥姥被遣回原籍,家里的孩子顿时没了人照顾,接着父亲的名字也上了墙,成了走资派,于是再没了去看大字报的勇气。再后来全家随父亲被赶到距省城八百多里豫南一个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高中后,和学校的同学一同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五七青年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插队的知青相比,农场知青虽然没有和农民“同吃、同住”,但吃苦受累一点儿也不少。尤其是当农场的不少男性知青坐着免票的火车在祖国的大好河山四处游玩时,田里的农活便落在了本分听话、留在农场的女知青肩上:吆喝着水牛犁田耙地,育苗插秧除草、割稻打场晒谷,不少在当地是男劳力干的活儿,知青“铁姑娘”也都一肩挑了。记得农忙时节,从田里回来,累得连两腿的泥巴都没力气洗,倒在床上就能睡过去。就这样一两年后,家里有办法有关系的同学,通过招工征兵离开了,没有什么门路的只能无望地在农场一年年地耗着。我还算幸运,下乡两年多后,因为眼睛高度近视(按当时的政策,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不适于参加重体力劳动,属可照顾范围),我被病退回城。待业期间,先后当过灯泡厂的临时工和中、小学校的代课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参加高考我考了二百多分(记得当年郑州大学的録取分数线好像是180分左右),老老实实在家等録取通知书,可等到的却是从未听说过的一所地区师专的録取通知。一打听才知道,那一年分数上线但不托关系打招呼,也无法録取到所报的学校。一气之下放弃了録取机会,第二年又进考场,这年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四年的大学生活一闪而过。
1982年夏季毕业,承蒙组织上的“照顾”,我被分配到距家乡一百多华里的豫东古城,在国家仪表局下属的开封仪表厂宣教科工作。因为当时大学生尚属稀缺资源,尤其是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想换个地方并不难,于是后来去了开封人民广播电台,在那里做记者、编辑工作近三年后调回老家所在的郑州,在河南教育出版社(后改名为“大象出版社”)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先后任文教编辑室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一直做编辑工作二十余年,应该会光荣退休在这个岗位上了。
当年高考选择报考文科,并非我的理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978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只考了70分多一点,是各科成绩中最差的;而数学考了80多分,是除了政治学科以外,各科成绩中分数最高的。因为最初我是打算报考理科的,这也是家人的愿望,老爸老妈一直希望他们的女儿能上医学院,将来做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我自己心仪的学科是生物系,理想的专业是园林、植物或农作物栽培之类,将来成为一名园艺师或农艺师。如果不是临考试前对物理一科心里没底,怕分数太低拖累了总成绩,最终改报文科,我或许进不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从幼年起,我就有一个理想,长大以后要与各种植物为伴,做“中国的米丘林”!这一童年幻梦的勾画,完全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时,国内对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大力宣传,从事植物育种工作达60年之久的米丘林,采用远缘杂交、无性杂交和驯化等方法,通过改变植物遗传性,培育出了几百个果树新品种。这在懵懂无知的孩子看来的确是太神奇了!立志投身植物研究,成为像“米丘林爷爷”那样的人,很自然就成了我幼年时期的理想和目标。
之后的十年动乱,非但没有使我的这一理想破灭或中断,反而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强化。“文革”时,中、小学校虽然忽视各科基础知识学习,却很强调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知识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经常开展学工学农劳动。1969年冬天,我随家人下放到信阳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在县城的东方红完中读初中。当时的学校不仅常常组织学生去工厂、农村劳动,还在学校里成立了农业科研小组,培养一种叫“920”的植物生长激素(网上搜了一下,这种东西如今似乎仍在使用)。我有幸成为科研小组的一员,天天和烧杯试管培养基打交道,没日没夜地培养菌种,再到棉田里做试验,试图解决伟大领袖提出的棉桃脱铃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吧,我对植物学的兴趣更浓了。只可惜天不我予,短板的物理成了我最终迈入理想殿堂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后来考入中文系,实非我的兴趣所在,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吧。
1978年入校时,对所学专业,自己一无家学渊源,二无个人爱好,无论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当时所知非常有限。从小学到高中,我在语文方面唯一上佳的表现,就是小学一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家》,曾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宣读。这之后,虽然在大学中文系里熏陶了四年,毕业以后也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但写文章对我来说始终是件怵头的事,而大自然中的各种植物一直是我的最爱!转眼人生已耗去大半,除了工作之余在庭院中侍弄几棵花艹之外,幼年时园艺家的理想和大志已是无法实现了,或许退休之后,能找块闲地种种东西,聊补一下梦想之阙也说不定,毕竟在如今这个时代,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不敢想、不敢做的吧……
以上文字写于2008年,转眼六年过去了,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为出版单位转企,55岁的我于2010年退休,开始了领取养老金的退休生活。原以为总算可以放松一下身心,有时间干点儿自己喜欢的事了,谁知上天似乎有意不要我闲下来,退休几个月后,先是我父亲因莫名骨折住院,医生诊断怀疑是癌症骨转移;紧接着母亲又被确诊罹患老年失智症,家中变故接连而至,平淡却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完全打乱了,毫无准备的我感觉天塌了一般!从此以后,作为家中的长女,照顾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病人,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从一个职业白领变成了24小时全职“保姆”,陷入天天洗涮煮饭跑医院这样无休止的忙乱之中。这几乎就是我这六年的生活常态。每天照顾日渐衰老、被病痛折磨的二老,做子女的感受到的是身心双重的折磨,多亏有像宋姐老段这样众多同学朋友无私的关爱和帮助,使我在一次次絶望无助时获得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感受到了如同家人般的同学情谊的温暖;也多亏有“老八舍”的陪伴,它就如同我的心灵驿站和精神家园,在这里疲惫的身心总能得以舒缓放松,同时不断获得坚持下去的力量。
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学和朋友!
感谢你,永远的老八舍!
匆匆写于2015年元月9日
崔琰简历 (学号787015)
女,汉族,1955年9月23日生于开封。网名:施曼娜。籍贯:河北遵化。
1962年上小学。
197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
1975年病退回城。
1978年10月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河南(郑州)考生。
1982年毕业分配至河南省开封市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
1985年调到河南教育出版社(后改名为“大象出版社”)工作,先后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
20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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