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我们到了“写回忆録”的年纪。

　　其实，10年前，我就写了一篇《四十回首》，不知为什么，居然，它就佚失了。前些时，居然，我又翻到了当时的草稿。现在，正好将它修订一番，改个题目，充作“相逢30年”的征稿交上。

　　我出生在豫北滑县王庄乡耿庄村的一个大家庭里。我出生时，曾祖母、祖父三弟兄都还在一起过，家里二十多口人。作为长房长孙，我自然受宠。但是好景不长，人民公社化首先砸烂了家里的锅，大家都去吃大食堂，大家庭自然土崩瓦解；大跃进又把家里所有男女劳力赶到一二十里外的水利工地去挖人工河，或者去炼钢铁，母亲也不得不抛下我，“大跃进”去了。父亲在六七里地之外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更多的也是在工地服务，难得回家。所以在我朦胧的幼年记忆里，只有饥饿和孤独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

　　三年灾害后，国家土地政策放宽，我便成天跟着母亲，看她到处开荒。田头地脚、沟沟坎坎，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地，大块不到一分，小块还没席子大，家里究竟有多少块地，童年的我是始终搞不清楚的。晚上，似乎总要推磨。一开始，粮食颗粒是整的，推起来很轻，我劲头十足，总是故意猛一用劲，把另一边母亲的磨杆甩掉，觉得很好玩。但是不一会儿，随着粮食越磨越碎，自己的力气越来越乏，那厚厚的石磨便重如泰山；而且磨道里转一圈又一圈，面对的总是那冷冷的墙壁，如豆的油灯，困意袭来，接下来便是抓着磨杆被母亲拖着走。我能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的絶招儿，大约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童子功。

　　1963年，我上小学了，在吃穿上，父亲一向要求极为严格，而在学习上，不管花销多少，尽管当时家里并不宽裕，父亲是从来不打折扣的。好在我的学业一直令父亲非常满意，而我自己学得也很轻松。到了“文化大革命”，教材被改得一塌糊涂，没多少知识内容，远远解不了我的饥渴，我除了找本家高我几级的几位叔叔、姑姑借他们的课本来看之外，便很难看到其他书了。

　　小学要毕业了，我在读的莫洼小学升格为初中，一年后，又升格为高中，所以我读了十年半的书，居然没读出那个校园。这期间，我最大的痛苦，也是我一辈子的损失，就是没书读。我几乎是在知识饥饿中度过瞭高小到高中毕业阶段。

　　“文革”期间，老师曾沦落为“臭老九”。父亲当时对我说：“被称为‘先生’的，到什么时候都要尊重。”这句话使我在一片动乱之中仍尊敬师长，获益良多。

　　我也曾一度极为羡慕高我几届的同学，全都当了“红卫兵”，为党为国造反去了，到处串联见世面去了，而我因年纪小，只能看着他们风光。父亲曾喝令我摘下我从一位本家叔叔那里求来的红袖章，并严命我以后不得参与他们的“瞎胡闹”。现在看来，倒有点后怕。假如我年长几岁，这辈子岂不报了销？

　　1973年底高中毕业，我便回村“接受再教育”去了。其实，从小学开始，我一直都是亦学亦农。饭前饭后割草积肥、挖野菜喂猪，星期天、假期都在生产队上工，从小学时的半劳力，一天挣4分半，到高中时整劳力，一天挣10分。不仅是一般农活，就是上垛、入仓、驶车这些壮劳力干的重活、技术活，我也一样干。1973年边读书，边挣工分，居然还摘掉了多年的“缺粮户”帽子。所以我对干农活一点不怕，高中毕业只不过成了专业务农。

　　春节刚过，我便拖着板车随社员们到一百多里外的濮阳水利工地去挖河清淤。早晨，水面结一层薄冰，刚上工时，谁都怕下水，都抢着去拖（实际上几乎是抬）板车，把满车满车的淤泥从河底运上河岸，以满身的汗水去扺御寒冷的北风。而一旦跳下水，又谁都不愿上岸——冻麻木的双腿在水里还觉得热乎些，出来后冷风一吹，刀割一样难受，还不如在水里泡着。

　　1975年春，我当了两个月的小商贩——帮生产队卖杼（竹制织布工具）。骑一辆破自行车，驮着杼、被子、乾粮，每天挨村叫卖，晚上住道旁的车马店，两毛钱一晚，睡土炕。早上起来，被窝里撒了黑芝麻一般——那是跳蚤。啃的是乾裂口子的馍，喝的是自带现做的玉米糁，就咸萝卜，没咸萝卜时，就用一块盐疙瘩下饭。生意中被人骗过，也骗过人。所以我是相信“无商不奸”这句话的。两个月后，外出的人纷纷回村。去太行山一带的人，有的货没卖完，有的被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收，还有几位被关进砖瓦厂劳教了半个月，两手空空狼狈逃回。我吃苦最小，不仅卖完了货，还从中赚了一百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

　　这年冬，我卸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之职，到村小学教书，除了工分，每月还有4元钱的津贴。当时，虽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更何况还是民办教师，但是这在农村已算是“白领”了。

　　1976年，“接受再教育”超过两年，我被推荐上大学。没想到县里省里没关系，最后只能留在县师范。那年河南“学朝农（朝阳农学院），迈大步”，高招大学生实行“三来三去”——厂来厂去、队来队去、哪儿来哪儿去。为了将来回村学有所用，我在师范特意从理科班调到了文科班，由此“误入歧途”，再难回头。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在滑县的万人庆祝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讲了点啥不记得了，照片挂在县委门口的橱窗里，倒是有印象。年底，高考恢复，作为在校生，我不能参考，但是作为监考老师，我到八里营公社考点监考，也算亲历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

　　1978年我师范毕业，所幸正赶上高考制度改革，全国统考，因河南实行“三来三去”，故应届中专毕业生让参加高考，于是，我便有了与“老八舍”另59位兄弟姐妹相逢在珞珈山的机会。

　　四年的大学时光眨眼就过，这实在是我系统地学习知识的四年。这期间要说出风头的一次，是最后的毕业论文演讲答辩会获奬。我演讲时的照片发在1982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临毕业时，系里动员我留校。我自认为还比较适合当老师，也还不讨厌教书，于是同意，并在《写作》杂志见习，心里图谋着以后再混上讲台。当同学们都在为分配的事儿悬心时，我倒是极为安闲。谁想一个多月后的送别会前，突然听说自己的去向“有变动”，忙去瞭解，才得知改分到湖北省文联，去编《长江戏剧》杂志。方案已定，无可更改，只有服从分配到单位报到。谁让自己以前在联欢会上吼那几嗓子豫剧呢？谁让自己在“文学讲习班”，要答应去讲那自己都没搞清楚的“戏剧基本知识”呢？

　　既然不能爱一行干一行，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好在当时戏运尚盛，演出很多，天天泡在戏里，倒也很快熟悉适应了工作。

　　然而，尽管不少戏剧界人士不愿承认，戏剧毕竟已到了它的暮年，特别是不少外行在那里“抓”戏剧，不管其动机如何，其结果只能是加速戏剧的衰亡。戏剧杂志自然也就越来越难办了。1987年底，《长江戏剧》和另三个报刊合并为《艺术与时代》，1993年，又改刊名为《艺术明星》，1997年，《艺术明星》停刊，我又到了省文联图书编辑部。就这样，随着杂志的变化，自己的工作也不断调整适应。到2002年6月，在我上报了编审职称评审材料的关口，组织上索性将我调整到组联部，离开专业，为文艺家们服务去了。

　　蓦然回首，自己已经年过半百。按说，到了“知天命”之年。可是，我却闹不清自己现在哪里，将要走向何方了。我闹不清哪些方面必须坚守，哪些东西应该放弃；当我认认真真谈论自己的一些看法时，却被别人称作“愤青”，当我对一些东西漠然视之时，又被别人认作“落伍”。更要命的是，我还得以一个清醒的过来人身份，来指导我的孩子。因此，在回首半生经历时，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五十而惑。

　　2008年9月

　　耿广恩简历　（学号787011）

　　男，汉族。网名：格格。1955年12月1日出生。祖籍：河南省滑县王庄镇耿庄。

　　1963年8月—1974年2月，在王庄公社莫洼读完小学、初中、高中。

　　1974年3月—1975年9月，回村务农。

　　1975年10月—1976年10月，在本村小学当民办教师。

　　1976年10月—1978年7月，在滑县师范读书。

　　1978年8月—1978年9月，待分配。

　　1978年10月—1982年8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河南（滑县）考生。

　　1982年8月—1987年12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至湖北省文联戏剧家协会，在《长江戏剧》杂志任编辑。

　　1988年1月—1993年8月，在《艺术与时代》任编辑；1988年4月获中级职称、加入湖北省戏剧家协会；1991年6月任副主编。

　　1993年9月—1998年1月，在《艺术明星》任副主编；1993年12月获副高职称；1996年5月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96年3月—1997年3月下派，任湖北省驻咸丰县小康工作队副队长。

　　1998年2月—2002年6月，在湖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任副主任。

　　2002年6月—2010年1月，任湖北省文联组联部主任；2002年12月获编审职称。

　　2010年1月至今，任湖北省文联创研部主任，省文联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