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16日电（作者汪毅夫）台湾已故学者张炎宪教授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著作，被人以“治史起造台湾国”一语概括之。事实上，“治史起造台湾国”好比在浮冰上起厝（闽南语，起造房屋也），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陈水扁语）的事，枉费才学和心思。我在《唐山公和唐山妈》一文里说：政治偏见导致学术倾斜，“历练老成的历史学家”张炎宪教授，断言“台湾汉人”没有“唐山妈”，犯了“过度推论”的幼稚病。今天延续“唐山妈”和“过度推论”的话题。 

　　《清实録》干隆四年（1739）九月五日（10.7）记：“闽浙总督郝玉麟奏：查台湾一郡，向为闽之漳、泉，粤之惠、潮，各府民人流寓，开垦贸易，并无携带眷口之例。雍正十年，经广东督臣鄂弥达条奏，部议准令在台流寓之民，搬取家眷团聚，并经臣将应搬眷口分别题明，准部议行。定例以来，将及八载，乃善政所在，即有奸民从而滋弊，或捏称妻媳姓氏，或多报子女诡名，或通同奸棍，领出执照，贿顶渡台，弊且百出。臣以为应请再定一年之限，出示通晓，如有业良民未搬家眷过台者，务于限内搬取，逾限不准给照，若有偷渡，照例治罪。得旨：如所请行，该部知道。”据此可知，在官方的规定里，雍正十年（1732）始有允许台湾的闽、粤移民搬眷的“定例”，此前“并无携带眷口之例”。那么，这可以佐证张炎宪教授关于“台湾汉人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妈’，亦即女性祖先都是台湾本地女子，并不是唐山来的”之论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雍正十年（1732）前“并无携带眷口之例”的历史记载、或者说历史证言，只能证明雍正十年（1732）以前，台湾的闽、粤移民“携带眷口”有违官方规定（据《清实録》，雍正五年有谕：“着仍照旧例行”。“旧例，闽、粤人民往台耕种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许携带，只许只身在台，而全家仍住本籍”），却不能证明雍正十年（1732）以前没有违规而“携带眷口”的情形发生。我们不可推论过度。须知，在官方对民间某种特定行为作出禁、限的硬性规定以后，该特定行为往往仍会违规发生。近读《晋江、台湾同名村》（九州出版社2022年3月版），见其书报告：据晋江《西霞蔡姓族谱》，蔡氏十世祖若美于清康熙年间“携眷渡海入台”；又报告：据《温陵晋邑石龟许厝许氏大宗谱》，许氏有“携带妻眷迁台”者，“这种情况在清干隆朝就已存在，是在清政府解除往台人员不许携带妻眷的禁令之前偷渡的”。类似例证在闽、台族谱里尚可枚举。至于清雍正十年（1732）解除禁令、允许搬眷以后的情况，更直接打脸“没有唐山妈”的推之过度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