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日电（作者汪毅夫）说起连横与南社，总须话分两头、一一道来。这是因为杰出的台湾爱国诗人连横（连雅堂），同两个号称“南社”的诗社都有密切的关联。 

　　一个是1906年创办于台湾台南的南社。台南南社的前身是创办于1891年的台南浪吟诗社。《台南市志》(1983年版）卷七《人物传》之《赵钟麟传》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许南英中式进士回乡，办理垦化事业之余暇，邀蔡国琳、胡殿鹏组浪吟诗社，（赵钟麟）亦参与焉”，（光绪二十三年）“乘连雅堂回台，（赵钟麟）乃邀陈瘦云、李步青，重振浪吟诗社。”据许南英哲嗣许地山之《窥园先生诗传》，许南英是1890年12月间回乡的，照此，则许南英始“办理垦化事业”和“组织浪吟诗社”均是1891年的事。《台南市志》之《胡殿鹏传》和《杨宜緑传》也分别有1891年“组织浪吟诗社”和1897年“重振浪吟诗社”之说。 

　　南社是在浪吟诗社“诗友零落”的情况下成立的。连横《台湾诗社记》称台南南社的筹建之议为“以社友零落，复谋振起”，称南社的成立为“改创南社”。用南社名义发表的文件《南社中兴小启》称南社的成立为“中兴”之举，南社社友也确认浪吟诗社为南社的前身。从浪吟诗社到南社，连横是“重振”和“改创”的关键人物、也是南社的重要诗人之一。在日据台湾时期，台南南社的成立和存在，是对日据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恶政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反抗。 

　　另一个是1909年成立于江苏苏州，以柳亚子为执牛耳之人的南社。连横似未加入其中为社友，但从他主编的《台湾诗荟》可以见其同该社密切的关联。例如，《台湾诗荟》第10号（1924年11月）、第16号（1925年4月）、第20号（1925年8月）先后刊登南社社友徐珂（徐仲可）的词、诗和笔记，连横一一为之题记。又如，《台湾诗荟》第21号（1925年9月）刊登徐珂推介连横《台湾通史》的《〈台湾通史〉书后》，又刊登推介徐珂《天苏阁丛刊》的广告。又如，《台湾诗荟》第20号（1925年8月）之《诗钞》栏收有南社社友黄侃（季刚）之《南望篇》、陈去病（佩忍）之《湖上杂感》、胡藴（石予）之《闲吟》、黄质（宾虹）之《返沪》、沈宗畸（太侔）之《杨花诗和陈皋荪韵》、柳弃疾（亚子）之《论诗絶句》。又如，《台湾诗荟》第22号（1925年10月）之《词钞》栏收王藴章（萼农）之《烛影摇红·唐花》、汪兆铭（精卫）之《金缕曲·别后平安否》、吴清庠（眉孙）之《齐天乐·蟋蟀》、傅専（钝庵）之《相见欢·春愁诉与谁同》、高旭（天梅）之《蝶恋花·胭脂薄晕羞相顾》和李九（弘一）之《喝火令·故国呜鷤鹆》。又如，《台湾诗荟》所刊南社社友陆丹林、徐珂、姚光等人致连横信，亦可见连横同该社密切关联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