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精治先生的大着《粮食学》,是以寻求解决中国民食问题为主的学说。该书中所论的中国民食问题,均系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为背景,对中国民食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构思与阐析的。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70年来,旧时中国民食问题的历代艰辛已经过去,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善。
可以说,从1949年至1983年,中国基本解决了“如何吃饱”的问题,1984年至今是朝向“如何吃好”的问题。也就是说,从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由供求全面短缺变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综合生产能力在稳步提升,不仅保证了14亿人能吃饱饭,而且正走在解决如何吃得好的路子上。据《人民网》2020年4月20日的《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一文信息称:从1949年至2018年的粮食产量已从2263.6亿斤提升到13157.8亿斤,增加数1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68.6公斤提高到374.7公斤,增加了4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增加到470多公斤。仅就2019年中国粮食的产量,已达到13277亿斤,实现了创纪録的“十六连丰”,连续5年站稳了1.3万亿斤台阶。
国家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特别2006年在预估中国未来人口增长及科技发展水平、并经严密计算的基础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所应坚持的耕地面积。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而且主要装满中国粮。因为我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决不能依靠国外进口粮食来解决问题。为此,在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还有15亿亩盐碱地可作为后备耕地资源。按照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的实验,他认为,如果改造其中1亿亩的盐碱地,备产水稻300公斤,则有望每年能增加养活8千万人口的粮食产量。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国粮絶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支持粮食生产政策措施,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稳定上升,实现了国粮安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而从2008年起,先后成立了国家及各省份、城市和县三级粮食储备局,从体制及政策上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应急供应。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它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有此重大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旧时代留下的“三农”问题当会得到进一步的化解,尤其是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更不在话下。
但是,据《人民日报》2019年5月11日的资料云:从全球最大粮食产区对比可耕地(千平方公里)来看,中国、印度、欧盟和美国分别是1086、1579、1091和1631。其中,每百万吨大米用地,中国、印度、欧盟和美国分别是208.1、169.5、3.1和9.2,小麦分别是134.3、98.5、150.2和47.3,玉米分别是257.3、26.0、60.9和366.2。这可以看出,我国总体上虽是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但要让14亿人吃得好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通过持续的改革发展中长期问题的机遇与办法,“緑色农业”“高效农业”应是重要的方面。同时,要在稳住粮食生产中对大量闲置地、浪费地、撂荒地、衰竭地、粗放用地等进行整治,对大量的盐碱地进行土壤改良,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使这些多年沉睡荒芜的土地成为粮食生产的沃土。还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加大盘活存量耕地和低效农用土地,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将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总的来说,我国应着力提升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增强政策稳粮的能力,增强产业兴粮的能力,增强科技强粮的能力,同时也应增强海外谋粮的能力。
为什么说,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政策稳定的能力、产业兴粮的能力、科技强粮的能力之同时,还要增强海外谋粮的能力呢?这是因为,随着14亿人口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大国,粮食缺口在相对加大。如2017年,中国粮食进口就达1.3亿吨,其中大荳和稻米进口量为世界第一,2002年至今,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已增长了800%。在过去的三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都在翻倍增长。例如中国进口的5%的玉米,也相当于全球玉米交易的1/3或者将近一半。据农业部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至5.54亿吨,缺口将加大到1亿吨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这于确保粮食的安全是一严重问题。根据《2013年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中国仅位列第42位,大大领先于中国的,还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在海外谋粮以补缺是现实需要。再就是世界从来不太平,局部战争经常可见,国内粮食生产与粮食贮备等方面一旦出现问题,无疑需要增强海外谋粮的能力。与此同时,难于预料的自然灾害和虫害等的突袭,向海外谋粮的能力也必须增强,以便寻求救急的进口粮食。但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一针见血地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可见向外谋粮能力的增强,还得以国内粮食的自给为主,才不至于受制于人,看人家的眼色行事。
再就是前面所说的,我国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的问题,更应引起高度的警觉。我国的粮食虽有十八亿亩保底红线,还有尚待改良的15亿亩盐碱田可以备用等,但原有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速度这么快,确实会对十八亿亩保命田造成巨大冲击。这在事实上既对国家粮食安全大计产生主要的影响。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对落后农村的、贫困农家的扶持力度是很大的。但从整个中国农村来看,尚有许多农民的丢荒地、耕地变建筑用地以及因工业用地、扩建交通用地等的现实存在,加上种田成本高、粮价低,收入少于外出打工,缺少劳动力的空心村、老少村等已不是一时的传闻而是真实的存在……要理顺中国“三农”工作中的一系列存在问题,尤其是如何全面落实、真正贯彻十八亿亩粮食安全红线的大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从广东来看粮食安全问题,上述全国性存在的问题或许会少些,但也不应掉以轻心。据2014年2月8日的《广州日报》载:广东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全省粮食消费增长了16.9%,约610万吨,外购粮食数量增长了29.3%,约640万吨。2014年,全省粮食产量为1357万吨,消费量约4220万吨,外购粮食约2860万吨,粮食自给率仅占32%。有人说,国内一盘棋,广东有的是钱,靠购买外省或外国粮食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远的不说,2020年上半年全球性疫情发生至今,世界粮食问题便成了各国共同关注的大事。不少国家已宣布禁止粮食出口,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进口粮食。如果真的打起世界大战,或中国受到外敌攻击与入侵,问题则会更加严重。又假如国内产粮区遇到各种不可预测的严重风险,也不一定用钱就可解决全省的吃饭大事,近亿人口的大省将处于被动局面。因此,应从全面贯彻、真正落实十八亿亩粮食安全红线的大计出发,居安思危,抓好广东省内粮食生产的一系列突出问题。
在大体瞭解新中国70年来“三农”工作尤其是粮食生产、粮食安全这一重点问题的基础上,再来回顾陆精治先生大着《粮食学》所关注的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我们认为有如下重要的启示。启示之一是,中国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发展战略及具体政策,都必须牢记“农”字,不能忘农,忘农即忘本。启示之二是,中国农民是中国饭碗里的粮食生产者、供给者,没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强盛,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不能忘农,忘农即忘本。启示之三是,对于民以食为天的粮食大计等一系列学术理论问题的研究,必须紧抓不放松,应在前人初步探讨的基础上,作出更为科学、更为经世致用的成果。其中,陆精治先生在早年撰写的《粮食学》大着,如果说开创了以粮食为主的崭新学科是个起步,更加全面、系统、完善的“粮食学”将有助于持续解决中国民食问题这一大计。启示之四是,更加全面、系统、完善的“粮食学”这一学科的持续研究,必须认真借鉴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成果,为我所用,为我所成,充分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以上四点简约的启示,正是我们对陆精治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首创的大着《粮食学》作出今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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