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30年代，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相对和平的时期，以美国、欧洲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和科技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于他们各自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施创造了非常有利的主客观环境与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缺乏粮食所遭受的困境以及战败国因粮食严重奇缺而败北的严重教训，对于国内的粮食政策，即粮食生产政策、粮食流通政策、粮食调剂政策及粮食消费政策等，大都作出了行之有效的修补、改进、变革与创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粮食数量，除保障国内粮食需求之外，作为重要的商品向世界上贫困国家与地区大量输出粮食，或以粮食的输出控制那些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便为他们立国、强国与推进世界霸权充当了拿手好戏。

　　作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的《粮食学》着者陆精治先生，对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欧主要国家农业发展现代化的崛起情势以及具体状态，应当说有着一定的瞭解与思考。又因为他来自中国的广东，深知向以农为主的祖国及当时国内所处的困境而对落后的农业状态更有深切的感受。同时也必然会把中国落后的农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农业作出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在其《粮食学》的形成特别在论述过程中，随时随处都可见到。

　　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统治的年代，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均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可以说，民不聊生是当时的总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三农”问题尤其是粮食问题更加突出。

　　回顾中国历史，是以农业大国着称于世的。在古代《洪范》篇中讲到的“八政”之一，就离不开“食”的问题。在管子眼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则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也讲过，“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可见吃饭问题、民食问题是以民为本的大事，历代以来无不看重，但真正能够解决民食问题的朝代并非多见。而在旧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各种原因形成的“三农”问题根本无法化解，粮食问题也根本无法自足，饿死人的现象多时多处发生。当政者为了缓解民食之困，不得不依靠国外进口粮食，也未能解决普遍的缺粮现象。这种情况，在陆精治先生的《粮食学》一书中更是随处可见。

　　例如，该书“序二”所云：“我国向以农立国，乃迭以国民之忽视，执政之放弃，虽以广漠之膄埌，若大之天产，反致饿殍载道，民食时虑不足，甚而息息仰给于舶来粮食之输入！”其中以1929年国民党农矿部报告为例：国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稻米、大麦、小麦等主要食料，每年由国外输入多则818.9万担，少则也486.1万担，仍难救民于水火，“如此则民众焉得不乱，国家焉得不亡。”

　　是故，作者陆精治先生在该书“绪论”的“中国粮食问题之种种”一节中指出：“人类之生存，以粮食获得为基础，故人类之生活问题，即粮食之问题也。生活之问题以经济问题为始，社会问题为中，而政治问题为终结。”也就是说，粮食这一基础，是国民生活的头等大事，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社会的经济、政治等这些问题便难于解决。因此，“默察国内民食危状，竟使彻夜不寐。”久系于怀而秉笔着此《粮食学》一书以警当局、以为民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