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11日电（作者　汪毅夫）清代“同光戌亥间”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间，台湾有日军“征台之役”、“天降”时疫和清廷“开山抚番之役”三件大事发生。我就此写了6篇短文：1.《地方志与“大代志”》；2.《“赏穿马褂”的理由》；3.《安徽老唐在台湾》；4.《唐定奎与“剿番开山”》；5.《西乡从道的故事》；6.《1874年台湾疫情的历史留痕》。短文短浅，只谈细节，却又因是“大事的细节”而见其事大也。譬如，关于“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与“化外游民”。当年，清廷明确指出：“生番地方，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视”，“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台湾地方官员则奉旨同日本侵略军头目西乡从道中将交涉，“带去《台湾府志》一本，内开琅峤十八社系属归化生番，交其阅看”。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各民族“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的“国族”观念，是一致对外必须秉持的；外交无小事，清廷个别官员丧失“国族”观念、妄谓台湾“番社”住民为“化外游民”的不当言论，有相当恶劣的影响。又如，武力威胁与使用武力。唐定奎奉命率精鋭部队入台，虽未交战却给了日本侵略军强大的军事威胁，是迫使日本侵略军撤出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力威胁也是使用武力的一种方式。又如，疫情与军事。日本侵略军入台后遭遇疫情，军中疫死者500余人。清军各部的兵员和战斗力也因疫情而有所减损。重大疫情往往会对军事发生重大影响。

　　今天要补充的也是相关细节的参考资讯。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62页记：“倭奴为天所弃，遘疫甚酷。有窃见西乡（按，日本侵略军头目西乡从道中将）疏草一段者，其声哀厉”；第65—66页记：“倭奴为天所弃，病疫者多，其帅急欲退兵，而其主贪心不戢，内变将作”。显然，疫情不仅减损了日本侵略军兵员和战斗力，还严重影响其士气和军心。该书第210页记：“淮军病疫，势若燎原。四小统领，仅存其一。文员殁者五十余人”，据此可知，唐定奎部后来也发生了严重疫情。

　　徐天胎《福建民国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附録之《李鸿章与福建》记：“日本寻衅台湾，由琅峤攻据牡丹番社，朝旨授沈葆桢为钦差总理台防大臣，李鸿章谓沈葆桢无兵不威，因函告葆桢，以唐定奎所部铭军驻防徐州之六千五百人东渡援台，协济新式洋枪炮药弹水雷，攻守器具甚备。而迭函诫沈葆桢慎固边防，勿遽开衅，劝其忍辱负重，坚持定见。沈葆桢屡欲与战，李鸿章屡书讽止，卒能定议罢兵”。从《沈文肃公牍》所收沈葆桢巡台期间给李鸿章的公牍30件可知，李鸿章确实亦是“迭函”、“屡书”于沈葆桢也。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唐定奎率精鋭部队入台，可对日本侵略军发生武力威胁、亦可随时对日本侵略军开战。试想，当年日军若敢开衅必被就地全歼也。

　　附带言之，《李鸿章与福建》是徐天胎从吴汝纶编着的《李文忠公事略》（日本三省书店1902年版）钞録的。梁启超写于同期的《李鸿章》（1901。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另外一种书。徐天胎又名徐吾行（1906-1987）生前是福建省文史馆馆员，著述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