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作者　汪毅夫）何炳棣教授在《中国会馆史论》（中华书局2007年7月版）一书里说：“我国传统籍贯观念之特殊深厚，必有特殊的原因：一、有关儒家‘孝’的礼俗和法律；二、有关官吏籍贯限制的行政法；三、科举制度”；又说：“我国制度之中对籍贯观念之形成影响最大的，莫如科举”。诚哉是言也！经他一说、我们一看，他说得对、我们看得真了也！何炳棣教授据《大明会典》断言：“年甲、籍贯、三代的登记自童试始”，这给了我们查找古代府、州、县学之学籍史料的研究方向。也许是囿于此种史料的欠缺，在谈及“清承明制，而条例大备。顺治二年（1645）即规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时，何炳棣教授举的却是晚清状元张謇“幼时假邻县籍贯入学”的事例。

　　兹从闽、台两地举一二清初的事例罢。

　　1.康熙四十一年（1702），福建晋江张士箱冒籍入永春县学，旋即被发现、被除名。张士箱于是移居台湾，寄籍凤山。移居寄籍不再是冒籍。张士箱到了台湾，一边攻读学业、一边广置田产。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士箱进凤山县学、拨台湾府学成为在学生员（俗称秀才）；雍正十年（1732）成为岁贡生；干隆二年（1737）回到福建内地出任漳州府学训导。另一方面，其家产日殖。张士箱家族后来成为闽、台两地的大家族。

　　2.冒籍台地主要指的是冒籍入学，这是引起公愤的事，因为台湾的府、州、县学也有进学名额的限制。干隆二十年（1755），台湾嘉义县“阖县绅士”因为“愤冒籍之纵横”，“共同勒石”立了《严禁冒籍应考条例碑》，将“雍正五年，特颁谕旨：……今后必生长台地及眷室有凭者方得与试”刻上了坚硬的石头。据《清实録》，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二十一日，福建巡抚刘世明已有报告说：“冒籍者俱已改归本籍。”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官、绅对于童试籍贯的登记，态度俱是严明的。

　　3.干隆年间，台湾凤山县学教谕朱仕玠《额定乡试中式》记：“台地冒籍者多，中式多非土著。予查台湾自干隆癸酉至壬午凡五科，共额中10名内，惟癸酉科中式谢居仁一名系凤山人，余俱属内地。”所记虽是举人中式，然冒籍乃自童试而乡试而会试，冒籍与严禁冒籍、籍贯观念同科举制度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