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作者　汪毅夫）作为学术史，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往往要从北京大学，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歌謡征集和方言研究讲起，从北大学术牛人讲起。

　　1948年，杨堃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正是由此开讲。杨堃把“北大时期（1922-1925年）”作为“民俗学运动的起源”，紧接着是“民俗学运动的全盛期：广州中大（1928-1930年）”、“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1930-1935年）”。

　　杨堃（1901-1998）也是学术牛人。40年后的1988年，另一学术牛人钟敬文（1903-2002）对杨堃的说法委婉地提出意见。他透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1988）一文告诉我们，他本人以及江绍原、娄子匡、钱南杨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创会会员，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学术成就相当骄人，应该得到的评语絶非“衰微”一语了得。

　　吾人于此不免好奇：

　　从“北大时期（1922-1925年）”到“广州中大（1928-1930年）”之间的“1926-1927年”是“虾米”（什么）时期呢？北京大学董作宾、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容肇祖等学术牛人于此期间“去哪儿”呢？杨堃忽略而钟敬文也不曾补充提起的时期是否比“衰微时期”更微不足道呢？

　　实际上，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有个“福建时期（1926-1927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可以做学位论文的选题的重要时期。

　　提起“福建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和厦门大学可以坦然笑对前起的北京大学、后出的广州中山大学，可以骄傲地笑到花枝乱颤。

　　福建协和大学创办于1916年。1925年前、后，北大陈锡襄、董作宾先后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陈锡襄到校之初就有“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謡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组成大规模的‘闽学会’”之计划。1924年11月，陈锡襄曾“写一封长信给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报告此事，所以自那时北京的朋友们便知道我们有这项的计划”。1925年春，董作宾到校。陈锡襄、董作宾合捐10元，又从国学系借了20元，征得学生50余人，办起了“闽学会”。

　　据我闻见所及，福建协和大学1926-1927年间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主要有：

　　1.董作宾：《畲语十八名》，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1926年

　　2.董作宾：《诸娘的讨论》，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三号，1927年1月25日

　　3.董作宾：《闽謡篇》，载《民间文艺》第二至第七期，1927年

　　4.董作宾：《闽俗琐闻》，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二号，1927年11月8日

　　5.董作宾：《续闽俗琐闻》，载《厦门大学集美国专学生会季刊》第一期，1927年

　　另据陈锡襄《闽学会经过》（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七号，1927年12月13日）报告，福建协和大学1926-1927年间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还有：

　　1.董作宾：《说畲》、《唐哺和诸娘》、《高湖的一夜》、《福建畲民考略》；

　　2.刘松青：《福州疍户调查记》；

　　3.江鼎伊：《福建歌謡1000首》；

　　4.陈锡襄：《闽中倭患考略》、《客家与畲民》、《从福建通志的列传和经籍所见到本省各时代各区域的文化状况》、《闽中宗教考略》。

　　福建协和大学外籍教授的相关著述有：

　　1.克立鹄：《福建的“山达”》，载《中国文理杂志》（TheChinaJournalofScienceandArts）第四卷第五期，1926年5月

　　2.克立鹄等：《对福建土著的进一步研究》，载《中国文理杂志》第五卷第二期，1927年2月

　　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

　　1925年12月，厦门大学设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

　　1926年，北京大学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容肇祖一干人等陆续南下，加盟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沈兼士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

　　林语堂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总秘书

　　顾颉刚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容肇祖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风俗调查会会员

　　鲁　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张星烺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孙伏园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编辑部干事兼管风俗调查会事项

　　黄　坚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襄理，兼管造型部摄影事项

　　潘家恂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英文编辑兼管一切英文函件

　　丁山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编辑

　　陈万里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考古学导师兼造型部干事

　　章廷谦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部编辑

　　程　憬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图书部职员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照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模式，校、系结合，文、理结合，中、外结合，史料整理、田野调查结合，研究所、陈列所结合，教授、研究生结合，以及设立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文化古物研究所，等等。

　　1926-1927年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民俗学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开创之作。

　　例如：

　　1.顾颉刚的《泉州的土地神》（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二期，1927年1月5日、1月12日）记，泉州的土地神庙单祀土地公，庙联也不是常见的“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而是“天下无双大老，人间第一正神”，又记其“祀神的混乱”情节并指出：“民众的信仰本不能适合于我们的理性，我们要解释它，原只能顺了它们演进的历史去解释，而不能用了我们的理性去解释。”顾颉刚的《天后》和容肇祖的《天后》发表于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41、42期合刊（1928年12月），但均作于1927年，属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果，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最早的，也最具学术价值的妈祖研究论文。

　　2.林语堂的《<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二期，1927年1月12日）开其端，其后有叶国庆《<平闽十八洞>研究》（燕京大学1931年学位论文）、李亦园《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6期，1994年），由此形成瞭高学术水准的研究系列。

　　3.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载《史学与地学》第4期，1928年10月1日）、《中世纪之泉州》（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1月5日），陈万里《闽南游记》（收《泉州第一次游记》、《泉州第二次游记》、《泉州第三次游记》和《旅厦杂记》，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顾颉刚的《泉州的土地神》和《天后》，容肇祖的《天后》，戴密微、艾锷风的《刺桐双塔》（TheTwinPagodasofZayton）、艾锷风的《福建闽南的两座方形古塔》和《刺桐的花岗岩石碑断片》（ZaytonsheGranitbruechen）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创“泉州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队伍里，林惠祥是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第一届第一名，也是该系该届仅有的一名毕业生，是厦门大学毕业证书第一号的获得者。当年，他申报的课题是《闽南的下等宗教》。林惠祥后来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曾任中研院蔡元培院长的学术秘书；程憬曾任胡适的秘书，后来有《夏民族考》（1930）、《中国的羿与希腊的赫克利斯》（1936）、《古蜀的洪水传说与中原的洪水神话》（1943）、《山海经考》（1943）、《后羿与赫克利斯的比较》（1943）、《古代神话中的天、地及昆仑山》（1944）等学术著作。

　　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福建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同厦门大学还有合作的计划，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潘家恂到福州，1927年2月，陈锡襄、郑宾于到厦门，两校商定了合作推动民俗研究的计划。

　　福建协和大学（现名福建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则是我兼任了20年教职的学校。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福建协和大学和厦门大学曾经风流一时，这令我颇感高兴！

　　附带言之，本文是2014年9月17日我在台南成功大学的演讲大意，我在演讲时说了“这是一个可以做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时期”。成功大学特聘教授陈益源的博士生李姿莹听讲后，在陈益源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俗学福建时期研究》，令我读而深为感佩。李姿莹博士现已入职闽南师范大学，并同该校毕业的一位帅哥结了婚，两岸学者、师生、学生之间的因缘多么美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