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28日电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汪毅夫日前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发表题为《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视角》讲座，以下是讲座全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的讲题是“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视角”。讲题里“台湾文学史研究”说的是：我们“研究”的是“台湾文学”的历史，是历史上的“台湾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时态的，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应当有时代或者时段的间隔，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应当有隔世之感或者说历史感。与历史上的作家、过去时态的作家不同，活着的作家的状态是现在进行时态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创作还会发生变化。譬如，当叶石涛活着的时候，他的前期作品包括《台湾文学史纲》等是很好的作品，他后期的思想和言论却发生了变化，以致受到陈映真的严厉批判。他晚年甚至有《蝴蝶巷春梦》专门描述“不可描述的事情”，是我读过的最黄的一本小说。又譬如，王拓是统派刊物《夏潮》的重要人物，其乡土文学作品和乡土文学主张是积极而正面的，其后王拓加入民进党并曾出任党职。但是，他身在緑营却热诚推动两岸交流，这种复杂状况使得部分大陆学者在王拓逝世前讳言王拓。看来，“生不立传”的古训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在叶石涛和王拓身后，我们纔可能本着“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同情”对他们、对这两位著名的台湾作家做全面而客观的历史评估。讲题里“研究的视角”是本学术报告的关键词。近百年前，鲁迅在为陈梦韶创作的话剧剧本《绛洞花主》所写的《小引》里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闻”。鲁迅和陈梦韶都在厦大当过教授。鲁迅描述的正是对文学、对文学作品的不同视角。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台湾文学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台湾文学。

　　1.语言（作家的写作用语）的视角。记得我在大学本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教科书上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诚然，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步是语言的转换。胡适尝谓：“当我在1916年策动这项工作（按，指白话文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的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几乎完全成功了。”又说：“从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约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实际上，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首功当归于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家。胡适说了大话，却也说了实话：1919年在大陆，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后才上路的。然而，从1895年到1919年，台湾沦入日人之手已近25年。1919年台湾作家的写作用语主要是文言、日语和方言，用白话写作的作家微乎其微，少而又少。台湾文学真正实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是在1945年以后、在胡适1916年预计的“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上限。1945年以后，得力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台湾的报刊、台湾的学校才实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台湾的作家、台湾的文学才臻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境界。

　　   我在2002年为研究生授课时讲了《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史的一种解说》，这篇讲稿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曾听得人说，台湾最有文学气质的刊物《文讯》曾举办座谈会讨论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具体观点和论述过程今天不再重申，但要强调的观点之一是：在日据台湾时期，用文言写作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坚守，具有反抗日据当局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还会发现：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用日语写作的作品　（如收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大部分是1970年代翻译成白话的，有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将译本当做原着，将1970年代译本的文学和语言现象当作日据时期原着的文学和语言现象，这是很糟糕的集体犯错。假定1970年代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复和林纾一般，将日文原着译成文言而不是白话，研究者该如何是好？但是，译本同原着的比照、不同译本的比较，即版本研究，却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举个有趣的例子，吕赫若用日语写作的小说《财子寿》之林至洁译本有“室内打扫得一尘不染，而且摆放了几张待客用的猿椅”之语。这“猿椅”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吕赫若写的是“交椅”，在闽南方言里“交”和“猴”同音，而“猴”的日语对应词是“猿”，吕赫若的日文原着将“交椅”写成“猿椅”，林至洁中文译本又将“猿椅”从日文搬到中文，这真是一个曲折的“语言的转换”哩！

　　2.民族学的视角。清代福州诗人刘家谋在台湾府学训导任上所作《海音诗》　有诗并注记吴凤传说。我在25年前撰文指出：“刘家谋是诗并注，乃是关于吴凤之死的最早文字记载。其可注意者有四：其一，吴凤不是被误杀；其二，‘生番’祭祀吴凤不是出于感恩或感激，而是畏其散瘟为厉；其三，祭祀乃在坟头举行；其四，‘生番’并未因吴凤之死而尽革其杀人取头之恶俗，仅止于‘不敢于中路杀人’而已。后来，从吴凤之死衍生出许多情节，如吴凤‘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感化高山族同胞’……现在我们看到的吴凤传说里有许多神话的成分。‘神话越传越神’，神话是当不成事实的。”研究台湾文学作品里的吴凤传说，当然不可忽略刘家谋的报告。然而，从民族学的视角看，刘家谋的报告也有问题：汉族关于鬼无归则为厉的观念也存在于以杀人取头为俗的民族吗？这是不是报告者以自身的文本（自身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报告对象的文本而产生的“文化识盲”呢？台湾文学史上不少以“番社采风”为题材的作品，是民族学研究的好材料。民族学的视角也是同学们可以采用的研究角度哦。

　　   3.民俗学的视角。清代，一批又一批大陆文人游宦或游幕到了台湾。出于对台湾风土人情的好奇，也由于“入境问俗”、“下车观风”一类古训的驱动，他们几乎都写有采风问俗的文学作品。“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本土作家亦起而响应。总而观之，采风诗和风土笔记是清代台湾数量最为可观的文学作品。清代台湾采风诗的主要作家作品很多，如郁永河《台湾竹枝词》《土番竹枝词》、施琼芳《盂兰盆会竹枝词》　《北港进香词》、刘家谋《海音诗》《观海集》等，不胜枚举。风土笔记则有陈盛韶《问俗録》、吴子光《一肚皮集》等。日据台湾时期，采风问俗也是台湾文学的创作风气。以吕赫若的小说为例，我曾作《吕赫若小说的民俗学解读》（1997），从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吕赫若的小说。我发现，吕赫若的小说描述招赘婚俗、洗骨葬（二次葬）　、风水、取名、妇女发型和服饰等民俗事项生动而深刻，笔触至于细微处，可以视同民俗学报告。譬如，其《石榴》描述了招赘婚是常有的婚姻形式（金生、大头兄弟的婚姻都是招赘婚）、男女双方的动因（贫困而无力娶妻，需要劳力和需要子嗣继承）、“招入娶出”的同居方式、婚生子女随母姓和随父姓的约定（俗称“抽猪母税”）、双方祖先牌位（俗称“异姓公妈”）的祭祀等。又如，《风水》细致描述洗骨葬风俗的详情，并记録了民间有关祖先坟地的风水“对大房不好，却庇荫二房会荣华富贵”、母亲坟地的风水“不好”也会对子女构成“凶恶的原因”等说法。

　　4.“以风俗解释方言／以方言表现风俗”　的视角。曾任厦门大学教授，也是厦大校史上学术牛人的顾颉刚曾经说：“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这是民俗学中新创的风格，我深信其必有伟大的发展。”在我看来，一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简直是一部“台湾方言语彚”和“台湾民俗大全”的合订本。从“以风俗解释方言／以方言表现风俗”的学术视角，从《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取证设论，同学们不知可以做多少文章呢。举几个例子。其一，村老的《断水之后》里有一句骂人的话“干恁开基外祖”。让我们用风俗来解释方言，台湾社会经历过移民开发的历史阶段，在台湾的移民社会阶段里，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贫困的男性单身移民婚姻的主要形式是入赘、是招赘婚。在妻家，入赘者的祖先牌位要安置在妻家祖先牌位的旁边，随母姓的招赘婚生子女视父亲的祖先为外系祖先。“开基外祖”辱骂对方的入台开基祖是“外祖”，是入赘者。又如，一吼的《旋风》用了方言“抢孤”一词：“抢孤也似的一群褴褛的儿童，推着满脸可怜相，尖鋭的眼光忽然发现一条番薯根，就不顾利害的抢前去摘取。”吴子光《一肚皮集》记：“（中元）夜漏三鼓，焚冥帛送神，将彻，恶少年三五成群，奋臂夺神馂以去，则弩目视人，无敢撄其锋者。谓之抢孤。”此则“以方言表现风俗”也。有台湾学者在1997年12月26日台湾《民众日报》上撰文指摘“日治时期台湾本土作家忽视民俗文化、宗教、祭祀的现象”，这不仅是无知的表观，还是政治偏见导致学术倾斜的例证。

　　   5.“审查书本上的史料”的视角。我曾做过台湾竹枝词的研究。有台湾学者批评我的研究“缺乏文学审美”。实际上，文学研究应该有分工、应该容许各不相同的研究视角。顾颉刚说，“我以为个人有个人的道路可以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另方面的成绩我也应略略知道，以备研究时的参考”，“各人执业的不同，乃是一件大工作之下必有的分工。何尝是相反相拒的勾当”，“我相信，在考证中国古文籍方面不知尚有多少工作可做”　。我做台湾竹枝词研究的成绩，除了《台湾竹枝词风物记》考证台湾风土人情，还“审查书本上的史料”，发现丘逢甲的《竹枝词百首》有八首与周莘仲《台阳竹枝词》基本相同。谁谓我的工作包括“审查书本上的史料”无关紧要呢？台湾文学史研究也有古籍整理的工作、也有“审查书本上的史料”的学术视角。

　　梁启超尝谓：“做文学史，要对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方可以做。”他说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学院（所）出身的学者如我，由于未受过史学及其他学科的训练，做文学史研究可能发生史学或其他学科常识方面的低级错误。文学院（所）出身的学者做台湾文学史研究，要多向其他学科请益，要提倡从多种学术视角来研究台湾文学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台湾文学。感谢各位耐心听完我的报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