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最值得回忆的、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由贫穷到富裕或小康的30多年历程。我们很幸运得到了时代给予的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和许多人一样，积极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从青年到中年，人生最宝贵时光都投身到这样一个历史大潮中。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地方人大政权建设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后又到刚刚建立不久的深圳特区，下海经商做进出口，开厂，炒股，炒楼。在这丰富多彩的弄潮经历中，有几件事让我难忘。

　　床单四件套——我的“第一桶金”

　　1986年，我调到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主要是给市领导做文字工作，各方面干得都还不错，领导对我评价也较好。干了几年，看到当时各类企业轰轰烈烈地在特区创业，我想，既然来到了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城市，还是在下面干，一展身手，也不枉此生。于是，我谢絶了领导的挽留，放弃了美好的仕途，只身下海弄潮。

　　我刚下海，赶上了全民经商潮。很多公司、个人都炒批文、倒外汇，个个都做进出口，公司多如牛毛。我想：我是放弃干了八年、已经很熟悉的政府机关工作，放弃了很多人想要的“金饭碗”下海的，目的是想到改革开放最能实践的地方去“弄潮”，当“倒爷”有什么意思？还是应该走正道，从具体的出口产品做起。于是，我在做了很多年外贸的夫人刘波的帮助下，开始卖床单。当时人们用的都是印了几朵花或一只孔雀之类的单一床单，枕头上盖的是一条毛巾。那时我出口的主要地区是中东、南美，卖一个货柜，赚一万多，也还可以，有时一天几个柜，还蛮红火。可生意稍大点，模仿的人，竞争的人都来了——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一下子弄得我没钱赚。我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得创新，能不能把人们用了无数年的单一床单加两个同一花型的枕套？随着国外席梦思慢慢普及，再加可罩席梦思的床罩（非洲很多地方，没席梦思，也可拿床罩当被子盖），共四件，称“床单四件套”，幷且将花型由单调的大花改为几何图形、条子花等共几百个花色，供客户挑选。

　　说起来这很简单，当时算一发明。为了不让这个新产品马上被人仿制，我和刘波商量，要一个曾在六年前、我们结婚时免费给我们打了家具的谢木工，去找个乡镇企业来做一个货柜的样品，也算是对他当年帮忙的一个回报。他很积极按时地把这批四件套做了出来，又通过我爱人十多年的外贸销售渠道撒网。很快，这个新产品得到了国际市场、特别是南美市场的良好反应：我们接到了很多订单。那个谢木工一下赚了近十万元——那时万元户还是风毛麟角呢。他说，他赚的比他前三辈子还多，一单生意使他成了当地“名人”还上了报纸。

　　在中国，一个产品很难长久保持高利润，渐渐有些公司开始变换花样来模仿、竞争，这种四件套可注册各种牌子，谁都说是“自己专利”。我们针对产品新、买方多的市场，采取的应对办法是：挖空心思，积极钻营，抓住几个国营大厂，控制货源。但控制货源需要很大资金，银行又贷不了，我就采取和省级外贸公司联营，共同分利。1992年底，我认真调研市场，判断年初有很大需求，就利用武汉、沙市、河南几个大国营床单厂要讲政绩、完成销售额考核指标的特点，靠国营大外贸公司信誉，要这些厂把货放账给我，先给点定金，其余卖了再付款。就这样，用几百万的钱，收了几千万的货，把当时深圳几栋仓库都装满了。另一方面，我又注意抓住几个最大的买家，当年就在香港设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又和南美、中东几个最大洋行建立了稳固联系，打通了销售渠道。很快，这些货卖了出去。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我们还注重在花型上推陈出新。几天就推出一个新花型，趁产品新，猛地大量销售，抢在前面赚钱。等模仿的人做出货来，花型过时，已经没钱赚了。在有外贸靠山、国营大厂资金支持下，对那些慕名找来的乡镇民企，我采取另一种办法：用国营厂放账收回的、暂没付的钱给他们买布加工，因为他们精打细算，成本低，就是缺钱，先给点钱可以把价压得很低，收他们的货比收国营大厂便宜。就这样利用各自特点，大厂、小厂套着做，使产品一下就做大了。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生意做大了，管理没跟上，有次工厂赶货，床单受了潮，装进货柜又闷了30多天，到了巴拿马，几个货柜的货中，有些发霉了。客户提出退整批货。我算了一下，光运费仓租就超过100万，客户的钱我都收了，货款也给了工厂，如果厚着脸不理也不是不可以，可如果这样，商誉没了，生意也没了。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做生意诚信第一，赚钱第二，要看长远，做个正直的人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接受了退货索赔，和工厂共同承担，可有几个工厂收到了货款，怎么也不承担损失，我也就自己都兜了下来。这一下，干了半年，所赚的钱全赔进去了。

　　经过这次损失，我记住了质量是生命，是灵魂，没有质量就没有钱赚。以后每单货我都派人到车间跟单，认真查验，并和工厂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办法。同时，我对客商全部赔款，使他们感到即使付了钱给我，一段时间后出了质量问题，也可把钱拿回来，于是很放心和我做生意。有的客商说，把钱放在我的公司里就像放在银行，出了问题可以拿得回去。当一些公司和我竞争，价出的比我便宜，客户也不愿意买他们的，总觉得买我的放心。有些人问我用什么方法抓住了客户？我答：信誉，是用钱赔出来的信誉！

　　卖了一段时间的货，用的都是客商提供的牌子，客商可以要很多公司去做，到时出了质量问题算谁的呢？我应该打出自己的品牌。通过调研，我注册了Orlins、Galaxy两个牌子，并在包装上下大工夫，全部胶袋都用进口的，每套用纸卡衬起来，比以前体积大50％，这就给人一种全新光亮的感觉。幷且，几十箱的散货也卖，只是价高点，原来一个柜三个花型，现在有十几个。做到高质量，小批量，多彩多样。

　　这些都吸引了客商，市场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品牌。这之后我谈生意就像名医的门诊，头天预约排号，第二天在办公室门外摆上一条长凳，客户坐在门外，有的等了两个小时才见面谈十几分钟。公司打印合同的人经常一天都没时间喝一口水，跑银行的人新鞋半个月底就磨平了，装货柜的人经常到晚上11点才回家。曾经有一天我们出了30多个货柜。那个时候钱好赚，有时打个电话就赚几万。现在可难了。当时给我们供货的厂家、基地遍布七个省，有30多家。

　　就这样轰轰烈烈，一年过去了，由于我们采取和外贸联营，抓大厂货源，抓大买家，趁产品新，以量占市场，赚产品前面一截钱的策略，并狠抓质量、品牌、包装等，使这个产品销量当年过亿，在当年全国外贸单一出口产品中都可排到前列。我也被称作“四件套大王”。这自然使我在90年代初，就赚足了下海的“第一桶金”。

　　这其中我总结了四条经验：第一，做生意要根据对手的特点，会钻空子；第二，趁产品刚出来利润高时迅速扩大市场，赚前面的钱；第三，注重质量、品牌，该赔时就要赔；第四，有钱要大家赚，不要怕和别人联营使自己赚少了。

　　买楼——从蜗居到房东

　　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武汉市府大院里，我算最年轻的一个，结婚分房没有工龄，其他的同事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机关的新楼，我经处里领导争取，才分到了在机关新楼底下角落里的一间仓库改造的房里，结婚、生孩子都是在那间十多平方、见不到阳光、老鼠常爬上床的居室里度过。看着那些住着两房、三房一厅，甚至四房一厅的同事，我当时想：如果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阳光明媚的一房居室该多好啊！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有了那种蜗居的经历，也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当我到深圳下海经商赚了钱后，首先想到的是买房。当时深圳第一代富人都住在银湖，那里有山有水，我就买了个五室两厅的。可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区不断出现，我买房那个区慢慢老化了，房价也跌了下来。我的第一次买楼投资可以说是失败了。经过总结，感到买楼要跟着规划走，要有超前意识。于是，我看好一个城市时，首先要通过各种渠道瞭解那里的中长期规划，然后再选地点。在上海浦东刚开发时，我看那里因偏远，楼价只有浦西虹桥的一半，于是我就在那里买了个三层楼，当时才5000元一平米，现在已翻了好多倍。

　　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澳洲朋友带着他5岁的小孩到我家玩，走到车库时，小孩看见停满奔驰、宝马、路虎，还有几辆悍马车，说：“这小偷来偷车还要想一想偷哪辆啊。”虽是孩子话，却让我又总结了一条买楼经验，即：买楼要跟着富人走。我在澳洲居住时，同样在海边，同样类型的建筑，马路左边住的是鬼佬（粤语，当地人），右边住的是越南、黎巴嫩人，可房价就差30％。走进去一看，当地人这边静悄悄，越南人那边打铁的、烧烤的，喧哗一片。这让我明白了，买楼除了要看地段，还要看一条，就是——邻居。我马上搬出了唐人小镇，在纯当地人区里买了一套对着悉尼桥的海边房。虽贵，但贵买可贵卖——房子是降价卖不出，涨价反倒一下就卖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华人区买了一套面积比我大一倍、总价比我还便宜的房，可几年过去，他的跌了15％，我的涨了50％。

　　2004年，我回国后，感到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20多年，房地产却涨得不多，可能会有机会。于是，我侧重看了深圳最贵的几个楼盘，别的再便宜，再多人鼓动，我都不看。这其中有个位于中心城区的楼盘，容积率只有0.13，大大低于平均水平3％的一倍多。每栋楼相隔几百米，旁边还有湖和高尔夫练习场。当时是一片杂草乱石，可我想几年后就是美丽的花园。有些人看了后嫌贵，又看不出贵在哪里，都没买。我一看当即就决定买两套大户型——我买房大多都是买两套——卖出其中一套赚了，另一套成本就是零。在楼层选择上，低层和最高层价差一倍，我就选了中间的，但一些关系户要我的楼层，我只有往上走，多出钱。从10楼上到13楼，又有开发商领导要13楼，我又上到了15楼；过几天又有人打电话要我到18楼；后又说有更重要的人要18楼，我又上到了24楼，比我原来的预算多了50％；最后我被赶到了28楼，买一套房超出预算80％——买这层的一套房，几乎可买中间楼层的两套。可两年过去，那些把我赶上楼的邻居们到我家里来一看，哇！这么好的风景：山，湖，海，还有市中心林立的高楼，尽收眼底，四面通风，夏天几乎不用空调，夸我有眼力，都说是“楼王”。我开玩笑说，不是我有眼力，是你们有胸怀，把最好的给了我。这让我体会到，买楼不仅要跟着规划走；跟着富人走；还要跟着楼层走！豪宅区里，楼层越高越好。

　　海边物业是很多人向往的，可里面学问却很大。我在深圳东部看到一楼盘，面对汪洋大海，浪花在银色沙滩翻卷，朝日落霞，景很美。但开车要过两个隧道，翻一座山，是郊区的海。在深圳西部又看到一楼盘，是面对海湾，海域不大，但有山、游艇和写字楼辉映，旁边有地铁站、超市、车站，是城市的海。这两个楼盘价格当时差不多，我想，哪个潜力大呢？东部那个，景美，但路远没人气，要空置很久；西部那个，周边有写字楼，交通方便，买了就可以租出去，收租可降低成本，而且景观虽不雄伟，但海和高楼相映，显得生动、精致。

　　经过反复比较，我选择了西部的那个楼盘。在选房时，一层楼两套，都面对海，朝西的一套侧重看的是海和码头，高高的石油井；朝东的一套侧重看的是深圳湾大桥、海、山、灯塔。这两套总价相差10％，很多人说，反正都是看海，用买看桥一侧楼220平米的钱，可买看码头一侧250平米的房。我却一贯认为，在高档好楼盘中，一定要买最好的景。都看海，面积大和景观精美，我取景观精美。于是，我全部买的是西部这个楼盘能看桥景的。四年后，那个东部郊区的大海楼盘周边虽繁华了不少，楼也升了两倍，但入住的人依然寥寥，依然难租。我买的西部楼盘却收了三年租，升了五倍。在我同层楼，看码头当时差价10％，现在差价30％多。租金也少一大截。

　　买楼，炒股，投资黄金，外汇期货等，这些投资方式比较起来，我认为买楼是最安全、最容易、最有效益的一种投资。它既有期货的放大功能，以小搏大，又不会像期货那样扛不住了爆仓；就算房价跌成了负资产，只要你有一点收入可供楼，就不会让你灭亡。2003年SARS时，我在香港的楼就跌了50％，成为负数——欠银行300万，楼只值200多万。但银行只要我每月能供就不收楼拍卖。我当时用最低价租出去，另外再贴点钱，每月拿两万多，就度过了难关。而我买的衍生金融产品，2008年金融危机，股市跌了30％时，银行就要我再拿几百万补仓，最后拿了还是全军覆没，什么都没有了，损失惨重。到牛市时，楼升一倍，用30％首付，就赚三倍多，用20％首付，就赚五倍；而股市升一倍就赚一倍，少很多。就算炒金融衍生品，你敢用大钱玩吗？房子就敢玩大的——最坏的情况，还可自住啊。在中国，人多地少，又处在数年城镇化进程中，投资房子就更多了一层保险系数。

　　很多人都喜欢在市内买一套房自住，在郊区买一套投资房养老或度假，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人老了，最怕的就是寂寞，就是看病、购物不便。试想老人住在郊区的大宅里，朋友也是老人，怎么长途开车来看你？孩子要上班，怎么能和你同住郊区？要有个突发病，救护车要开个把小时，受得了吗？即便是去度假，去一趟住两天要打扫一天卫生，那哪是享受，完全是劳动！很多朋友听了我的意见，放弃了郊区高尔夫别墅的投资，把钱集中买市内环中心区豪宅现在住和今后养老，都尝到了甜头。

　　现在，房价在高位，国家又在调控，该怎么投资房地产呢？我还是一贯认为买房子就要像买古董，要买今后不会再有的地段和房子。如在北京就要考虑价格合适时买四合院，这是个大古董；在上海、武汉就要买租界的老屋，这都是今后不可复制的，买了就放着，价格只会小回大涨。因为今后国家经济还是发展的，有钱人越来越多，而这些资源，包括我投资的城市中心的海边物业，却不会再有了。有钱人追求的就是稀缺，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租、售对象，很轻松。赚有钱人的钱，走高档路线，是我比较喜欢的做法。

　　一晃，毕业快30年了，回首当年我发明的“床单四件套”现在还有工厂生产出口，但据说利润不到2％。他们常叹道，人民币升值，生意难做。股票市场依然是苦长甜短。房地产业高处不胜寒……在中国经济经历30年高速发展到了要转型时刻，我们也开始进入了老龄化，该做些什么呢？我常在仿徨中思考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公司的人告诉我，今天又有房租进账，过几天还有——当了房东，有固定收入，还要什么呢？

　　我似乎什么都想明白了。想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感恩改革开放！

　　李栋自述：

　　我们这一代，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 82年大学毕业后，到武汉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和武汉市政府体改信息中心工作了四年，主要研究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同事一起编写了地方政权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书。虽然学中文，但这几年的工作为我提供了学习瞭解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机会，使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也促使我1986年调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了三年。主要给市长，书记做文字工作。并和同事一起编拟了股份制改革，建立股票交易所和外汇体制改革，建立外汇交易中心等先行先试的方案。多次和同事一起草拟了特区向中央的改革开放汇报材料，许多在报刊上登载，在全国引起大的反响。

　　在有了一些理论武装后，自己总想去实践下，尝一尝先富起来的滋味。于是，1989年在深圳下海经商，放弃了第三梯队人选等政府的优越条件。先在国企深圳市外贸集团公司，华恳贸易公司当副总，主管进出口业务。几年后自己出来办民企，开了家500多人的厂——澳兰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和生产家用纺织品。90年代初，全民经商，我赶上了，公司年出口额过亿人民币，超过许多同类国企，也是深圳创汇大户，多次受到市里奬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我每天像医生门诊一样，上午谈十几个要买货的外商，下午谈十几个供货的厂家，周六，周日，到工厂查看生产进度，开会安排订单，几乎没有休息。第一桶金真是可谓：勤劳致富。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抽时间炒股，经历了全民夜里排队抽新股和炒深圳“老五股”的热潮。后来，进出口生意竞争激烈，我就退了出来，移民去澳大利亚几年。2003年回国后，发现第一个商机就是楼市。那时刚经历过“非典”，楼市一片哀鸿，我就转做房地产投资，先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最好的地段投资豪宅，后来又在苏州，武汉等城市投资，然后持有收租，有的到现在，租金都已全部回本，房子涨了十几倍。在国家限购后，我放弃内地，又去香港开了两个公司，做旧工厂大厦改造，装修成写字楼出租，持有等待收购。

　　我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最早、最前沿的城市呆了30多年，经历了全民经商，全民炒股，楼市飞涨，亲眼看到，亲自参与，当年荒地是怎么一步步崛起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过程。是改革开放使我成了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我们这一代最感恩的是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我全程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几个大浪潮，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大红利，我这一生没有白活！

　　我有一个儿子，在英国牛津大学拿到生化硕士，现在香港瑞银工作了十几年，任董事，投资主管，儿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在高盛任董事。我住在深圳和香港，现在主要职业是收租和投资。

　　最后总结一句话：本人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