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写自己，说易也难，难在客观——即便自以为非常客观；写自己之半生则更难，因为尚未盖棺。50岁时可能被称豪杰，不小心多活了几年反而成了奸逆，或者正好倒过来。当然更多的人是愈活愈平庸、愈碌碌无为，本人即在此列。

　　20岁时虽无甚建树，但雄心正盛，所涉多广。因此问农中同事自己优秀几何？同事认真打量，严肃断言：当选当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有难度，但入围“二十大”应该有戏。于是自己很是飘然一阵。直至视野渐大，方知天高地厚。后30年办社团创公司虽说未掀大浪，也算升入“老总”级别，很办过点儿正事，于今呢，则沦落到跟在老婆屁股后亦步亦趋，知了天命之后还当上专职“奶爸”，故酒后每每抚今追昔：奶爸莫提当年勇，常使好汉泪沾襟。

　　“奶爸”自然不入流，所以我早就自称“社会闲杂人员”——还不光“自称”，上世纪末送家父去肿瘤医院住院的路上，一向不太理会我的他忽然说：“你钱挣的也差不多了吧？以后干点儿正事吧！”我愕然回问：“那您觉得我这些年就没干过正事？”老爸无言，入院后没多久就奔了香山墓地，我也没转向他指引的正道，直到闲杂成了一个美国小女孩的奶爸。

　　如今按主编要求，人人都得自述30年，全说不可能，也太啰嗦，选表三件跟奶爸一样不入流的小事吧：打架、换笔、查封。

　　打　架

　　此事发生于1985年前后，在我工作过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演化成了流传较广的传奇。祸因乃我操办北外文学社，因而结识英语系一颇具文学创造才能的女生，并与之双双坠了什么网什么河。彼时我有妻室却常带此女出外招摇，诸多北京同学得见其人，料想记忆犹新？伐林至今酒后还做义正辞严状，回忆当年斥我此举如何不德。

　　不德则必遭报应，尽管我使尽浑身解数以欢其心，但女生还是以我未离成婚而深感痛苦为由，与校园门口一发廊小老板迸发一夜情；而小老板得知她这段委屈后顿时点燃义愤怒火，拟召集门口贩瓜卖菜的十余人组建正义之师进校除恶。此时这女生又顿生怜悯，恐我灭顶，赶回报信要我避其锋芒。我急将信息通报筒子楼内诸青年同事。闻听校外小贩将袭，众邻群情激愤，一面让女生速速返告小老板等，校内已是众志成城，更相约两小时后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一决；一面广泛通告各自班内男生到现场观战兼防意外。正当众人兴冲冲各自搜找武器时，学院保卫科长黑脸寻来，言各校门已严加封锁，他决不允许这一骇人群殴在校内发生，若非办决斗一事，必择地另行。此时小老板一方似也有所变，于是双方约谈，两人谈妥均不得插手施压，由该女生自选情郎。女生痛苦抉择，表示仍属意于我，于是一篇八卦社会新闻顷刻灰飞烟灭。

　　此事方了，女生毕业，顺利分配到某文艺研究单位，另开一片天地。我本应自知此情当断，但是人在情场，智商全无，反倒以功主自视，怨她寡情，窝火使气，终至某日忍耐不住，借探病之名寻入女家并动手打人，后被其父破门喝退。此举令女生痛心疾首，遂在单位团支部生活会上诉苦倾冤，引得支部内若干男团员拍案而起，决定群英救美，于一周末夜由女生引路，埋伏于我宿舍门前，熄灯屏气。待我摸黑开门时，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前熊抱、一后扼颈。本能之下，我依托地界熟稔，顺手拽出灶头炒锅，亡命抡甩，前抡将熊抱者头顶砸出一月牙血口，后甩则把扼颈者门牙打掉两颗，我面颊亦伤。此时走廊两侧屋灯争相亮起，他们数人捂伤鼠窜，我那时也失去理智，不顾伤痛，借光将炒锅飞向正在楼梯口偷窥之女生。嗣后我又砸上女生家门寻人闹事。女生父见此，便与我同赴派出所求得公正裁决，恰好对方数人也来报案，于是民警当场秉公断之：其一，我与女生之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其二，打架不对，各疗其伤。

　　次日女生向母校校方举报我的罪行，我为自辩，不得已上交女生数年来信，遂受严厉训斥却未得处分，而北外从此竟添一俗语：“要打架，找张桦。”且确有若干人等邀我助之，均被我婉拒，自承并非“死士”，当时英勇概因豁命自卫而已。传闻女生后嫁与被我开瓢的团干，年余离异；又在国内重磅杂志上发多篇小说将我写成“恶人”。

　　十年后在原文学社诸好事者撮合下再见一面，她埋怨与我的初恋误她一生。此言令我惶惶，小心探问现有何难处？她叙说打印机声音过大屡被邻居投诉，我忙购一新型喷墨打印机奉上，悬想于人于己总算能稍稍促进和谐一把。

　　一直未提其事中受伤最烈、我最对不住的，应算鄙人前妻。不过那是另一个跌跌宕宕的故事，得闲另叙。

　　换　笔

　　眼下作家、诗人创作旷世杰作，都不再是摊开白纸奋笔直书，而是面对电脑奋键直打了。说此事极大地、成倍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力，当不为过。据说只剩下三两位文豪还顽固地痴迷于用笔写诗作文的乐趣。但是作家舍弃钢笔，改用电脑，最早的推动者是谁？恐怕都为人淡忘了——那就是我。

　　这事要从我1992年下海创办艾迪尔公司说起。

　　“艾迪尔”，取英文idea之谐音，当时还允许取洋名，95年中国《公司法》诞生后即不准，我不得不为它后来的“弟弟”“妹妹”靠上一个絶对民族化的名字“爱德和”。

　　艾迪尔也好，爱德和也罢，20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就像我们公司商标上的水滴，依然是一滴水，甚至都没涨成一盆，更遑论江河湖海。标志本意是智能如水般流动，没承想却精准预示了它永远是小不点。这首先证明其主创者絶非优秀商人，连票友都算不上；其次它也许还印证了商海凶险，絶非入海即能捞钱。

　　1988年应该是我一生中小为得意的一年，北外责成由我领衔主编全国外语院校通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记得我还请陈晋、黄子平等以专家身份在编书筹备会上神侃一回；同时将本系一领导告至学院，就因为他本来主业是古代文学，却悄悄将自己名字写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编，而让我任干活的副主编，我面对主管科研的院领导怒拍胸脯道：“要我干就是主编，要么他干。”敢放此言，皆因我知此人不行。这是一。

　　其二，是我那篇报告文学《京华建筑沉思録》虽然发表之前运交华盖连连碰壁，发表之后却咸鱼翻身大获青睐，到这一年小计，连奬金带稿费竟得银四万有余，平均每字一元，这在千字十余元稿费的年月可谓一笔巨款——当时我月薪也不过百元呢。

　　三是学院有意派我赴美讲学一年，且有意破格晋我为副教授。也许是有人作梗，也许是真心想让我早出学术成果，系主任语重心长劝我将赴美教书推让一年，专心主编好《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上副教授再出国，美刀会拿得更多且又高风亮节，于是我便同意了。这一同意不打紧，就此改变我的人生：替代我去美国教书的那位同事，一年后和其它所有大陆学者一起拿到了美国緑卡，而我却因为在那个“春夏之交”组织“教工送饭队”且自封“队长”，而被停职审查，直至拒絶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而“被离开”讲台。

　　离开了讲台就必须换个活法。首选自然是“下海”，这意念源于1987年我曾向出版社报过一个“老板们”的选题，且从内蒙满洲里到福建石狮，自费数万元采访了上百位民营老板。后来书虽未成，却与其中一些老板成为朋友，帮助他们创意、公关兼与媒体沟通，赢得其激赏，建立自信。譬如我作为“头牌专家”全程参与了百龙矿泉壶的宣传策划，虽然获银无多，但从此知道自己在广告上有多大胃口、多大潜力，并有了可向外展示的信誉砝码。

　　我最初是想办一张消费类小报——它就是曾经红火一时，而今奄奄一息的《购物导报》，20年前，它全部20张崭新的记者证都攥在我手里，可我当时却恨不能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谁都知道中国的媒体絶不能为私人所有，而当时国家规定每个部委只能办一报一刊。陈建功介绍我去找某部报主编，恰逢主编早想再办一报，只是苦于新闻出版署拒给报号，于是当下协议，报号由我自费申办，待事成后，该报由我承包三年。

　　建功继续引荐，我继续在有关权力机构和权威人士间穿梭。半年后，报号终于批复，可那位主编却突然变卦，藉口上级指示主要领导必须内派，只答应给我负责经营的副社长一职，且年年必须上交500万，否则罢官。我见承包无望，想起“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古训，于是忍下心头恶气，退而询问，能否给我4版广告版面，以补我为报号所耗数万银两？不知他脑筋怎么搭错，竟再次拒絶。我一怒之下，手持前后两份彼此矛盾的协议，找到该部部长的哥哥嫂嫂，请他们找部长弟弟管教一下出尔反尔的手下。

　　两位老革命家一听义愤填膺，真去找了部长弟弟。但回来后叹口气说：“部长说他们那儿这种事挺多，他也管不了，况且它是组织，你乃个人，连个名份都没有，这办报的官司你怎么打呀？接受教训，回去赶紧筹备个组织吧。”

　　建功也劝我：“兄弟，别老蹲粪坑里闻臭，办个公司，我邀请作家，你去拉计算机厂家，咱们一起给作家们‘换笔’如何？”

　　嗯？这个点子好。那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计算机的品牌机又少又贵，市面上主要以自攒杂牌机为主，而作家皆因缺乏基本常识而视买计算机为畏途。那些攒计算机的后生们，没听说过、更懒得管你是王蒙还是杨沫，稍有空子便以无当有、以次充好。品牌机呢，则还不懂得邀请那些民众如雷贯耳的社会名流作代言人。

　　恰好碰到陈建功酷爱计算机，憋了一肚子要为计算机鼓吹的热气，也恰好我刚下海做广告，于是我们俩策划于密室，要石破天惊，打响“中国作家换笔大会”的名号，在作家和电脑之间，架起一座改天换地的桥梁。

　　那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值得记録的一天，以王蒙、杨沫为首的150多位作家诗人（用建功的话说，连开作协大会都没这么齐！无论左右，不分长幼，真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像小学生一样，虔诚地、安静地坐在长城饭店宴会厅里，听柳传志、王永民等12家计算机公司老板，轮番讲电脑常识、讲五笔输入，还当场帮他们选计算机幷合影留念。

　　稍有遗憾的是因为艾迪尔公司的执照尚未到手，钱只能打入合作方账号，说好对半分帐，最后却只给我30％。

　　现场采访的记者纷纷激动地表示，他们比作家更需要“换笔”。于是很快就有了我自己冠名的“艾迪尔记者换笔大会”，场面如赶大集一般，更是汹涌，像人民日报社某部门，竟一口气买走了30台笔记本电脑。

　　这下开了闸。以后，什么“教师换笔”、“家庭换笔”纷至沓来，而我则无兴趣再炒冷饭，转而接受周林频谱仪委托，为其造势去了。

　　被　封

　　转眼到了世纪之交。

　　1999年末，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主任将我找去，说经中国文化书院某领导介绍得识一美国小厮，名桑万，自称与那位加拿大大山是同学，一直想办份双语休闲杂志给为数已达20万的驻京老外看，却苦于找不到名实相符的上级主管。主任闻之想管，却缺外语人手，就打算委我代为监管。

　　与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合作，说来话长，亦属“不打不成交”。因若干幸运，彼时在北京广告圈我已混得些虚名，时不时有能人前来合作。1997年由右派铁流的“向导广告”转入我旗下五六条好汉，师长处长世界冠军均有——当然都是“前”。他们自创项目，游说公司以“中央党报”名义，动员全国四百余行业质检中心联合发布产品质检公告，据称这一貌似公告的广告，必让合格企业争先恐后。我亦深以为然，只苦于党报方面无甚“铁磁”；只有一商友挂在报社海外版信息中心谋广告事还自称“副主任”。我便求他融通正报关系，此人当即拍胸应承可用报社新闻信息中心名义操办此事——条件嘛，拉到广告后须经其手办理并算其业绩。

　　谈妥后我即以中心文件口吻发函各质检中心晓之以理许之以利，套得产品名録后则冠上“联合主办”名义，向企业招商。但是发文没几天即接一律师函，称受人民日报电子信息化领导小组委托，将依法起诉你公司盗用报社名义牟利。顿时吓出我冷汗数身，忙寻商友问责。商友读罢函后，说已口头打过招呼，故不知症结所在，但事已至此，只能去拜真佛，看看能否通融？于是他引我去见中心的主任，见后我自然态度谦卑，认错不迭。主任先是爱搭不理，后随意扫看几眼我自撰的招商文件，突然说这事还成，你就继续做吧——但得按“规矩”向中心交钱。这话令我瞬间由“草寇”获“招安”赢得新生，从此成为中央机关报的“红外围”；我当然也的确不负所托，每年都做贡献，弄几十版广告。虽说我自己几乎没有利润，上交下分后也就留个税钱，但毕竟中心看在我一颗红心做贡献的份上，渐渐视艾迪尔如己出。这次要和老外过招，自然非我莫属。

　　再说桑万，此人偏瘦，中文不错。与其交往半年，印象最深是女友换得太勤且肤色多样，国籍不明。他及手下六老外租住建国门外交公寓原苏联《真理报》驻京办。经商定他任主编，管编务；我方（中心与我都算我方）负责终审；双方共揽广告，各留提成后对分。杂志名：Beijing Scene（北京见闻），八开48页，中英双语双周刊，每期2万份，直投城内200处老外聚集场所。

　　发刊后极火，五期后即改为周刊，每期广告收入近十万大洋，扣除支出后赢利总在三万之上。众人喜上眉梢，多家媒体也跟进采访，说艾迪尔“敢为人先”，“探索国际化管理”云云，我亦醺醺然，以为自己真是棵葱了。

　　转年4月末逢周五，忽接桑万电话，说工商稽查队闯进编辑部查抄，要我急速找中心出面制止。我既惊又疑：外交公寓虽与昔日租界不可同日而语，但好歹也是“涉外领地”呀，工商进门都难，如何能查抄？求教于主任，他也讶然，让我前去打探真情。

　　迎我进门者先是一工商大盖帽自称“王队长”，后又闪出一位中年眼镜便衣。我自恃有中央头号党报招牌，如实相告，盼解误会。谁知对方仅言执行公务，其余全不回应；我无奈只得转奔市工商找熟人再探，恰好熟人还是王队长领导，他称此事你千万别管，连刘淇（时任北京市长）都管不了，但又不能告你原因。

　　见此路不通，只好打道回府，人尚在路上，即接到急报说“工商上门查封”！赶回自己的艾迪尔公司，见还是查封外交公寓那帮工商，只是性情突变凶猛。电脑电话保险箱复印机所有办公用品都让搬家公司搬走，公章支票现金也全查扣，理由是“出版非法出版物”“涉嫌投机倒把”，除签字画押外，全然不许自辩。我不看脸色仍然嘴硬，说这广告刊号乃你工商批给《人民日报》，我不过是给报社跑腿的马仔，要抄你该先抄报社呀，否则不是只敢抓小鬼不敢抓阎王嘛；你工商先批下刊号又来查封，算不算自掴耳光？其他人哑口无语，只有王队长轻摇手指，沉静反问：“你跟政府讲什么理？政府用和你讲理吗？！”

　　虽已被封，但却不知何故。四下打探，有言我踩上一颗大雷，亦有言桑万在网上写作“××见闻”触犯了政治忌讳；我去问查抄我之工商，他们更是闪烁其辞，时而说杂志所刊广告内容与数量均“超标”，时而说我“偷税漏税”，时而说他们“代人执法”,却又不吐露代何人执何法。多日后才接到报社传来一信，确认是桑万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但也不知所犯条款，我则是被疑“同案”。这一罪名水深，故各方能者多缄口不言，我只得独自硬挺，先关公司，后八方喊冤：其间还发生过一怒之下要在工商局跳楼之事，事后诸工商见我均客气得紧，“相敬如宾”，对我絶无冷脸厉声。

　　某日王队长忽来电问我有无淘汰不用之笔记本电脑。我问何用，他直言相告：已查封某电脑公司财产，现结案即将上交国库；他欲拿废品充数换台好的留用；我见其态度亲和，便约饭局，奉上“无用”之笔记本电脑，又塞上一大红包，请他给我指路。他坦率告我，艾迪尔已无甚活路，杂志收入当然悉数没收，公司执照必被吊销，唯一可商的只是在规定的“一至五倍罚款”中取舍：罚一，还是罚五？我粗算杂志半年收入约300万，“罚五”即1500万，再加300万本金，别说此世，来世也未必缴清！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絶不认错——况且我也根本不知错在何处？

　　再说桑万那厮，被抄次日即回美避风，数月后以为时过境迁又悄悄回京。谁知一日驾车违章被警车追逐，他心虚逃逸，被追上后所携狼犬又扑倒交警，这下落得“纵犬袭警”之恶名。据传被拘时，他居然打出人民日报社的招牌，待查到中心，中心主任正因此恶气难出，遂告来人依法从重。后来我见到某高官批示：驱逐出境，五年内不得再入。

　　桑万事罢，我等境遇却大有改观。也许搜查结果证明，桑万也好，我等也罢，的确不过都是靠文字挣钱的文化商贩而已，絶无政治企图，于是国安便撒手不管；而自称“代人执法”如工商王队长却难收场，首先说情者日益众多——“人民日报”名声、级别太高！于是转而威胁我写检讨并保证不反诉，否则就以此案特殊为由拖着不结，直至将我“拖垮”。其时公司关门已近一年，我的窘况自不必言，人在矮檐下，不低头哪行？于是请示：能否由我出面，承认聘用桑万属于失察，放我过关？

　　终于风停雨过。桑万的原手下坚决拥戴我领导他们旧梦重温，但广告许可证是一年一批，批者絶不续批，为此我又煞费苦心，化仇为友。

　　其后故事似更富戏剧色彩了，甚至扯入南海王伟坠机事件，只是多说于人于己皆不方便，故略去几段。再后来，有知情人告诉我，被查封的主因，乃桑万女友之一为国家某领导的孙女，他不知好歹和人玩“一夜情”，女方却海枯石烂非要百年好合。弄得老爷子大怒，非把桑万撵回国不可。而我对外算桑万领导，尽管我管不了他裤裆里的家伙（裤裆外的能管的亦有限），须随他遭此一劫！

　　当然还得说，我又一次如以往，遇难呈祥，从厄运漩涡出人意料地又被抛上幸运之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