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仲秋，我出生于湖北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成长在贫寒与艰辛的环境。自幼打草拾柴，上学念书，还患上“文学病”（巴金语）。酷爱唐诗宋词，喜读“三言二拍”，最敬佩鲁迅先生。劳作之余，常为赋诗强说愁，望断天涯路。

　　文革期间,《长江文艺》（文革后期复刊时改名《湖北文艺》）在梁子湖举办写作班,开辟“广阔天地出诗篇”专栏。作为回乡知青，我有幸接到通知，背上行李上路，跋山涉水赴会，拜师学艺，以文交友。1976年7月，在《长江文艺》发表诗歌处女作的时候,我记住了贝多芬的语録：人啊人，你当自助！

　　应该说，这首抒情诗的刊登，初步改变我的命运。1977年早春，顶着料峭寒风，我从乡下走向县城，朝气蓬勃，满怀憧憬。住在四面透风吱嘎作响的破庙阁楼，却是文化馆最年轻的文人。大约在冬季，迎来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遂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新生。正可谓：“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杨万里诗）。

　　在校四年，珍惜光阴，虽未刺股悬梁，却是三郎拼命。发奋念书，先期恶补英语，刻苦钻研，后迷西哲文论。篮球场上，偶尔勾手投中，作文比赛，也曾侥幸摘银。七七诗社赋诗，樱花笔会赏花，投稿《珞珈山》，叫卖《这一代》，凡事热情参与，无不勉力而行。1982年元月毕业，分配到公安部，置身首都，却无暇学孟郊，一日看尽长安花；闲时只爱散步天安门前，久久眺望北京那蔚蓝而凛冽、却异常辽阔的天空，仿佛融入某种沉静幽远又意味深长的诗境。

　　1984年，组诗《希望的田野》在《北京文学》刊登，并成为该年度优秀作品得奬人。获奬感言偷柳永，其实效仿王国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1986年春，参加诗刊社第六期“青春诗会”，发表组诗《父老乡亲》。仲秋，调入作家出版社。面对人才济济，颇多压力，眼看青春流逝，不再仿徨。读书如饥似渴，写作近似疯狂，为了童年文学梦想，忍把浮名，去换取浅斟低唱？

　　1989年夏日，诗人梦碎。苦闷失语之后，遂试小说。1990年，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鬼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4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5月，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议；6月，始任编辑部副主任。1992年以后，陆续出版长篇小说《凶年》、《疯狂过后》，中短篇小说集《祝你好运》、《漂流》、《半岛小说》；散文随笔集《向墙而立》等书。短篇小说《尘缘清浅》再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奬。

　　2000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一员，访问美国。遥对自由女神，可望而不可及。幸会李陀冰凌，顿生隔代之感。 2004年7月，中国作协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局级干部（迄今唯一之举）。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报名竞选。一番长篇演讲，语惊四座，再三投票考评，高分当选。结果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

　　前年秋天，应黄运全邀请，到鄂西北采风。站在武当山上极目远眺，感觉人生之路就像那条蜿蜒曲折的古老神道，若想登上风光无限的巅峰，等着你的是360级云梯和三座无比陡峭的天门。唐代杜甫写得好：会当凌絶顶，一览众山小。

　　2011年10月1日

　　附：我的小说观

　　客：听说你是从农村考出来的，请谈谈你的童年和少年，它对你的写作是否有着某种深刻的影响？

　　张：多年前，看了路遥的《人生》，有些遗憾，不是说路遥没写好，我的意思是指那个东西，如果由我来写该多好。因为，我的经历跟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高加林太像啦，某个意义上，我就是高加林，所不同的是我考进了大学。

　　客：高加林落榜了。

　　张：我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贫困也好，艰辛也罢，倒算不得什么，最深刻的感受是，在湖北家乡，我是个多余人、局外人，从小被歧视、被遗弃，总不在别人的视野里。由于父亲在武汉工作，母亲出身大地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里，我的处境你可想而知。

　　客：我能够想象。

　　张：我读书成绩很好，但入少先队特晚，一直入不了共青团（到大学才解决），参军无望，当工人更是甭想，连做个代课老师都遭到反对，半途而废，这一点和高加林一模一样。

　　客：不容易。

　　张：是的。我从小爱读唐诗宋词，做过一件自得又笨的事儿：每晚在煤油灯下抄借来的《唐诗三百首》，用了几个月，全钞写下来啦。然后开始学写格律诗，在同学圈里流传。这样，远近有些小名气。有一年，《长江文艺》社来我县办写诗班，就是现在的诗会，叫我参加。哪晓得大队部扣压通知不发下来，快散会了我才偶然听说，立马连夜赶去。因为没住过宾馆，还闹了个笑话：我居然背着被褥去了，引得老师们哈哈大笑。

　　扯远了，话说回来，就是在这次笔会上，我写出了政治抒情诗《航船高歌向未来》，不久发表了。文化馆的老师觉得我二十郎当岁，有培养前途，就把我调进了文化馆。那时，我是文化馆最年轻的创作员，编些歌舞戏曲之类。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武大。

　　客：我的印象，你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那你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什么时候？

　　张：你到过武大吗？武大校园特漂亮，图书馆最美。那绚丽迷人的琉璃瓦拱顶，我一望见它就想写诗。可是，你知道的，我的诗人梦，到80年代末彻底破碎了，在漫长的苦闷和失语之后，我放弃诗歌而转向小说。第一篇短篇小说发在《青年文学》，1990年。

　　客：你说过，《疯狂过后》是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那么，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晦涩难懂的小说？

　　张：一年前，李敬泽在一篇评论中，也问了与你近似的问题。大意是，那种梦呓的低语，过耳惊心，什么力量狂野地冲击半岛（我的笔名），让他接近失语，而又不得不说？事实上，这是个不可问的问题，不能说的言说。

　　客：你写它，是因为有真实的经历吗？

　　张：当然。但，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很难真正面对事情本身。我们常常朦胧地记起一件事儿，可就是叙述不出来，一旦讲出便全然走样。也许，小说能够帮助我们。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灵魂，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说出小说才能说的东西。的确如此，唯有小说能够说出我要表达的东西。于是，在某个疯狂夏夜过去很久以后，我的“联想486”才开始艰难而迟钝地叙述着。如你所见，它不说发生过的事情，不说可复述的故事，也不刻画个性人物，而只是说着，持续地零碎地说着，说着每天都是今天，说着我是我也是你同时还是他。

　　客：那么，我想问，你这部贴上“解构主义”标签的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解构主义？就我所知，解构主义最初在德里达那里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东西，我却从未听说它是一种小说写作上的方法。

　　张：起先，也是别人送给我这顶“帽子”。1995年，在“半岛作品座谈会”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博士，和《芳草》的陈应松讨论我的两个东西。一个中篇，一个短篇，恰好，它们都是从这部长篇中抽出来单独发表的章节。他们认为，我的作品采用了自我颠覆或自我消解的叙事方式，因而将我的小说称呼为“解构主义小说”。

　　对于这种命名，我当然欣然认可。你知道，解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说过，阅读的过程就是竭力命名的过程。德里达也说过，解构不是一种批评，解构也是写作和提出文本的一种方式。如你所知，最初，存在主义也是一种哲学思潮，后来，就出现了存在主义小说，比如萨特的《墙》、加缪的《局外人》。精神分析，原来是医学临床意义上的东西，后来渗透所有人文学科，也出现了精神分析小说和电影。说到解构主义，美国作家巴塞尔姆的中篇《白雪公主》，被西方批评家公认为是解构主义小说。罗兰巴特本人就有一本《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它不是小说，但也絶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新的文体，完全是虚构的文字。他将自己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倾注到书中的情境，形成一个庄生梦蝶的格局，所以这部作品成了畅销书，还搬上了舞台。

　　客：我看出，《疯狂过后》的文本叙述，是一种自杀性的叙述。在这里，叙述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读者的自我和判断力的丧失，同时也使意义在不断的增值过程中不断地消亡。

　　张：你所称谓的“自杀性”，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解构性和颠覆性吧。我这个东西，的确不指望构筑什么，而旨在不断地拆卸，不停地消解，既拆卸文本应该有的涵义，又消解读者对情节发展所抱有的传统的、甚至是下意识的阅读期待。

　　客：我读出心灵的漂流是你这部书的一个主题。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处于流浪状态。这是为什么？漂流是否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可以选择的心灵方式？

　　张：漂流，如果不是唯一可选择的心灵方式，至少是基本的心灵方式，甚至，基本的存在方式。漂流是任意的、被动的、无目的地的。这个文学母题，在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本中极为常见。最惊世骇俗的是约翰·巴思的《夜海之旅》：夜海是哪儿？阴道。那个夜海旅行者是谁？一枚精子！

　　客：我也读过巴思，够刺激的。我觉得，《疯狂过后》还有一种深刻的逃亡情结。

　　张：没错。假如说漂流完全是被动的，那么，逃亡多少带点主动性。这种逃亡情结是深度的，本身固执的，难以彻底解开的。

　　客：我感到你受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你喜欢哪些作家？

　　张：正像罗兰巴特所说，文本是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所以，我有时利用大师们提供的现成语境，如果读者熟悉它，便会加深对我的文本的读解。我认为对我的写作发生影响的是这些人：萨特、加缪、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

　　客：你对自己的写作是否有过絶望的时候？

　　张：经常絶望。

　　张水舟自述：

　　张水舟，笔名半岛。湖北鄂州人。民盟成员。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鄂州市中学教员、市文化馆创作员，群众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一编室编辑、副主任及二编室主任，现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终审小组成员。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诗集《丁香花说》，长篇小说《鬼窟》、《凶年》、《疯狂过后》、《奇才刘伯温》，中短篇小说集《漂流》、《祝你好运》、《半岛小说》，以及长篇纪实文学《血祭卢沟桥》，随笔集《向墙而立》等。曾组织、策划和编辑出版梭罗《湖滨散记》、《诺贝尔文学奬得主美文精选》（二卷）、《玛格丽特·杜拉斯文集》（三卷）、《格特鲁德·斯泰因文集》（四卷）、《布尔加科夫文集》（五卷）等。诗歌、小说曾两次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奬。